1982年9月7日，我决定去一次南昌。
我这次南昌之行的责任：作为厂长，我要为企业明年的发展，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我妻有心病，她是丧偶后嫁给我的。有一个儿子留在伯父家中，她常在挂念离膝的儿子，这次南昌行中，我就有想看看小孩子的打算。
送我上杭州火车站的黄哥，就是小孩的亲伯父，我平时叫他黄哥。
黄哥在部队任连长，退伍到杭州水产局任职，为人豪爽，江湖气很重，好酒嗜烟，他豪言养侄儿，故而他硬是把四岁的小孩，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由于他家中小孩已有四个了，再抚养一个，也有困难，一年后，他就送给了他一个在部队做营长的战友为养子了。
他那个战友姓冯，浙江义乌人氏，转业后到江西共大广丰分校任教。
把小孩送给革命军人、大学老师的家中作养子，我们是放心的，受的教育比在我家好。
但与小孩分别已有十年，我也有责任去关心他的呀！前段时间，从黄哥中传来信息，小孩顽皮，淘气，学习不上进等坏消息。老婆虽然想小孩，但她觉得已经送给了别人，就不要去打扰对方的生活，不让我去找寻。
妻子生怕别人家中不和睦，好心的妇人啊！然而，我想我一定要找到小孩，看看他的现状和生存环境。
因此，我这次南昌行，实际上是公私兼顾呀！
清晨五点，火车停在了上饶火车站。
看着铁路两边的村庄、住宅与农村的面貌，从人们衣着、交通工具等方面，与杭州的农村逐一作比较，江西至少落后十五年。
1982年9月8日上午10：30分，我来到了南昌站。
我一到出站的验票口附近，我凭借我身高的优势，朝外面一眼，就看见站外有一位老人，手举着接站牌，在接客的圈子外边的空旷地等着我，我不费力就见到了他—那是一位退休的姓涂的师傅。
涂师傅是一个一米七左右的精干老人，六十出头，精神饱满。一颗不大的圆圆的头颅上，长着短短的直竖的头发，头发并不浓密。然而他长有浓浓的眉毛，遮住了他那不太大的眼睛，显得有喧宾夺主之嫌。
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睛中，精光四射，在注视着出站的旅客人群，这分明是在搜寻他所要等待的客人；他胡子刮得很干净，紧闭双唇，一脸的严肃与期待；他身穿白色长袖衬衣，连风纪扣也扣上了，而直，袖口上的扣子也扣着，严谨到如此。
长衬衣的下摆塞进长裤腰中，用一条军用皮带，紧束其没有肚腩的腰上，锃亮的镀铬的皮带扣上，有“八一”二字在阴雨下泛着黝黯的光芒，甚是惹眼。下穿黑色长裤，脚蹬黑色的皮鞋，全身上下白黑分明。
他左手撑着伞，右手高举着写着我名字的纸牌，不显吃力。好一位简干爽朗的南昌老人。
昨天杭州上车时，还星光灿烂，而今天，南昌的天气，阴雨绵绵了，是天有不测风云？冥想中，我随着人流走出了验票口。
我加快步速，径直走到涂师傅面前，主动上前，打了招呼，伸出了手，并叫了一声涂师傅你好，他简捷有力地回答了一个南昌方言浓重的“好”字，把右手的纸牌往腋下一夹，随即握住了我的手。
我刚从火车上下来，手是热烘烘的，他站在雨中，举着牌牌，手是冷冰冰的。冷热交融啊。他的手劲很大，很有刚性。
简单的寒暄后，涂师傅就领我出站。我说，天在下雨，我们打个的吧，老人说，一点小雨没关系，还是乘公交车省钱。边说边朝五路车站走去，不容你有回旋的余地。
凭这两分钟的见面，我就断定他是个耿直的人。
上了五路公交车，没有座位，站着挤着，公交车上嘈杂不堪，无法聊天交谈。到瓦子桥站下了车，各人撑着一把雨伞，距离拉远了，还要提行李，气急喘喘，更无法聊天交谈了。
再加上，涂师傅只顾前头引路，而且步速很快，我只得默默无言地跟在他的后头，没有交流。走了十来分钟，到他住的市百大院了，我的皮鞋进水了，脚上湿漉漉地不适意，他并没有觉察我的不适。
跟着这位老人，我登上了去他家的扶梯。
涂师傅原先在市百货公司工作，是个驾驶员。所以他家住的是市百公司的宿舍楼。他有六个子女，四男二女，孩子都未成家，加上他二老，八口人住60平米房子，看来他的生活并不宽裕。
吃午饭之后，我把从厂里带来的九十元工资，交给了他，我告诉他，以后的工资，在每月的十六日左右由财务给汇到南昌。
这次南昌之行，我还从厂里给他带去了两条长嘴西湖香烟，另外，我还特意带了本有关蓄电池使用维护的技术书，让他增加一点业务知识。
他说：他买了些菜，约了八家单位，今天晚上到他家里来聚会，大家见见面，也算是为我接风。
我本来就有计划，在我离开南昌返杭的时候，由我厂里出面，找酒店宴请犒劳南昌的新朋友们，他既然已经邀约了，只得按他的主意行事了，耿直的人就是这样的想当然，按自己的意向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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