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南昌，大雨连续不停，寸步难行。中午将近，雨小了一点，天气有转晴的迹象了，空气里还有凉丝丝的湿意往下落，温度变得很舒服起来。
到南昌好几天了，我住在“劳动服务大楼”的旅社里，对南昌市场的走访到达了预想的目标，还新结识了铁路南昌车辆段的一些朋友，为以后扩大业务打下了基础。
与我同室的还有三位客人，一位年轻的是我浙江老乡，一位是四十多岁的东北人，还有一位是江西省一个中部县的财政干部。我们四个人摆了一晚的龙门阵。
因为我南昌任务完成后，将顺路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广丰分校。所以，我向江西的那个财政干部，打听江广丰分校在哪儿。
1982年9月14日早晨七点多，我登上了南昌至金华的慢车，去上饶，再转汽车去广丰共大。此行的真正的动机是去寻子，是真的寻子啊！稍带也去推销业务，公私兼顾。
南昌至上饶，铁路相距260公里。
那个慢车真叫慢车啊，有多慢？足足跑了九个多小时。大好的时光，消蚀在这条铁轨上了。
这次南昌之行，我是以厂长的身份，到南昌检验下属的工作为主线的。
我本人不是一个慢性子的人，可以说性子有点急躁，凡事求快，但我又是个胆子怯弱的人，凡事又求稳，多重性格，有点性格矛盾。在慢车上想快，是没用的。
这个时候，我在车上默唱着京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在百鸡宴开宴前的唱词“……心焦急，只觉得时光太慢……”，那只能想慢的好处了。
出站之后，直奔上饶长途汽车站，去买去广丰县的车票。我已经在车上打听到广丰分校的具体地址，据说是位于深深的大山，上饶没有直达到共大广丰分校的汽车，只能到广丰县城转车。
时值九月中旬，秋高气爽，但上饶的天气出奇的冷，街上的人都穿了制服，老年人都穿了毛衣，而我出差在外，还是盛夏的短袖衬衣，到车站广场的服装市场去转了一圈，女装为多数，男装极少，只有军便装，尺寸又小，我人高，尺码大，没有衣服可买。还是找旅馆住下再说。
上饶铁路招待所，四个人一个房间，每人每晚住宿费八角钱。那时候，房间还没有电视机。
还有三个人，二个是去南昌上中专的学生，另一个中年人，是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
来广丰，是来寻找我妻与前夫生的儿子。看着成功的父子，真羡慕他们。思绪把我带回到1972年初夏。
我妻子的前夫，是当时大紫大红的三代贫下中农，所以，家徒四壁，也是必然。他们姐妹三人，兄与姐在杭州生活，老家只留老母与小弟二人。这位小弟，这是一个志气很高的男人。
他初中毕业后，1962年参加了财税局招收的临时工，被委派在县大门的火车站，做财税征收交纳工作。
他工作出色，年年先进，人也长得帅气，所以被我妻选中，嫁给了他。1971年，整顿财税队伍，因为他是临时工，属凊退人员。
为此，他想不开了，在单位宿舍寻了短见。撇下了三岁的儿子与24岁的老婆， 还有生产队150余元的欠款，做了人生途上的逃兵。
1972年5月，我与妻结婚后，去她原居村里，打迁户口的证明书，当地的村书记，已经受了在杭州的兄、姐的委托，卡住了孩子的户口。并且说，小孩户口不能迁，人也不能跟母亲走。
一来，杭州男家的成分不好，去落户了要吃苦头的。
二来，小孩要留下来，等长大后，为他们家开门户。并且说，小孩由伯父，伯母二家带，长到十六岁，送回老家立门户，你们可以常来常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妻毅然同意，在村领导的见证下，签了协议书。
我抱着四岁的儿子，逛荡在市镇街心。我当时的想法是清醒的，孩子的监护一大帮，有父系大伯、姑妈、堂房尊长及行政干部，母系的舅舅，姨妈。
这十多个儿子的“大人们”在合议他的“前途”，我应该靠边站。我在离开会场前，发了一圈香烟说：“这里的财产，我一概不要，欠生产队的费用，我马上付清。孩子，如让我们带走，我们去绝育，不生养了。”
孩子法定监护的一众人，希望他能保持这块贫下中农的金字招牌，经过权衡利弊，决定不迁孩子的户口，孩子由大伯负责抚养，姑母协助照顾。
因为我家漏划地主的招牌，生生地把母子分开了，为此，我妻已遭受四十多年的苦难了，估计还要延续。
开始，我们常抽空去杭州看孩子，但孩子的大伯不准我们去探望，说,我们去探望，会妨碍孩子的安静生活，不利成长。此话或许有一定道理。我俩尽力地克制着。
孩子的大伯，我同他交往较多，在交往中，知道他一点情况。他是海军营级军官转业，在杭州市水产局工作，1972年底，我去过他官巷口羊霸头的办公室，当年，他的办公室的办公桌很大，很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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