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后，21世纪风行的大班桌、经理台，其实，早就有了。然而，慢慢地，他官职变小了，到八十年代初，他下到了在艮山门的水产公司汽车队了，后来，成了汽车队的电工。
我尊他为黄哥，他称呼我为弟。我发现，他的酒量在逐年增加，一头雄狮一样的黑发，慢慢地变成灰白，而且脱发厉害，听说，他为人，一直对下级的人好，对同级的人傲，对上级的人骄。性格悲剧呀！
他真心想为同胞弟弟做点好事，强留弟弟的骨血抚养，他虽有较高的工资收入，但他本人有三个小孩，他低估了养子育人的难度，更加低估了他夫人的承受能力，因为他二夫妻为这个孩子常常吵架。
1973年春节，我俩去看孩子，他大伯说，他把孩子交给他的一个战友去托养了，所以，见不着了。尽管我妻苦苦哀求，他大伯守口如瓶。
孩子的影踪，连大伯的家的其他人和孩子姑妈家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他大伯一人知道。到1981年，我在他的工作地与他同进午餐，他突然悲切地说：弟，你把孩子领回去养可好？！
我懵了，我问怎么了？他说，孩子大起来了，很顽皮，很淘气，读书成绩差，逃学，撒谎，他加了一句他老家方言“小鬼勿得依惜”。
我哑言。
后来碰到他，才告诉孩子的居住地，我才有这次的寻子之行。是他帮我买的卧铺票，并通过他在火车站工作的战友，亲自把我送到了母子候车室优先进车厢。
到1982年，与孩子分别已是九年了，孩子已13岁了。
1982年那时候，我们一家生活在社会底层，苦不堪言，因此，根本没有能力去顾及这个送给别人做儿子的孩子了。
天下的母亲，哪有不想念自己的骨肉的？！老婆想儿子是肯定的，但实际上，当时的我家，的确是负不起保证能养好这个孩子的责任。
我们权衡利弊，觉得孩子生活在养父母家中，物质上肯定是比我们家丰裕的，再说，孩子与四周邻居，并不知道自己是领养的，所以不存在精神上的抑郁，他是文化家庭，居民户口，吃商品粮，老家有多间房屋。所以，我们心中是把孩子当作是嫁出去的女儿一般。
小孩的养父，义乌人，姓冯，我一直称呼他为冯老师。原在海军某部任文化教官，后转业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广丰分校任教历史，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制后，任学校林场的场长。
我是1982年9月15日去广丰“共大”的，这个时候，“共大”已经改制，广丰分校已停止招生，原有的教职员有路子的走了，没路子的留守人员守着大片的山林，每月等着发工资。
广丰分校办在广丰县的岭底。从广丰坐车到五都，再转车到岭底，每天四班车。
从上饶到广丰，长途汽车比较多，一个小时一班。到广丰县下车后，我直奔县教育局，传达室登记时，传达室工作人员说，正巧，“共大”分校校长在开会，他叫我在大门口等一下，他进去，把共大的校长叫出来与我见面，我千恩万谢。
进教育局的大门，有一堵照壁墙，照墙的玻璃镜框内，张贴着教育局八一年度先进工作者的照片和事迹简介。
先进工作者分成三块，有教师先进工作者，生产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我逐一扫视，发现孩子他养父冯老师，在优秀共产党员栏目下，榜上有名。
照片上的冯老师，一股刚毅之相，一脸正气，双目炯炯有神，鼻嘴线条分明，估计他性格刻板耿直。介绍栏写着冯老师的先进事迹。正看着，传达室的工作人员领来了“共大”广丰分校的校长。
我自报家门说，我从杭州来看小孩，小孩5岁领养给冯老师的，校长脸色有点不宁了。我连忙解释：听说，现在小孩不乖，调皮，逃学，想来看看。我保证，我决不会去打扰冯老师家庭的安宁生活。
他告诉我，下午1.10分有一趟直达班车，可以进山。校长说他要开会，让我先去山里，叮咛我，要我帮忙，对小孩身世要保密，他明天返校。
去“共大”分校的长途车是老式的小型车，旅客很多，很挤，石碴路面，汽车颠簸得厉害，车沿着水库大坝向大山前进，山越来越高，云越来越低，车在云中走，人在雾中渡。
车子盘山前进，盘山而下。反复数次，终于到了岭底。
岭底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庄，一条大溪通过这里，蓄水发电，二排低矮的简易平瓦房，约有五、六十户居民可住，估计是“共大”的教工宿舍，每户屋前，码着斩断的整整齐齐的山柴，证明着男主人的勤劳与女主人的精致。
我下车向一位同车的旅客，询问冯老师的家，这位后来知道他也是“共大”职工的同志说：“冯老师十二号去义乌老家了，他小舅子病了，与妻子一同去的。”
我心怦怦地跳了起来，连忙追问，他的小孩有没有去？他说：“他儿子要读书，在的。”我想，还好。总算没白来，我的目的是看小孩，他养父母不在反而方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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