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史书与野史上有关俩人切磋诗文的逸闻轶事甚多，比如，“明月当空叫、五犬卧在心”等轶闻典故，在此先不表。
应该说，王对苏的到来是非常高兴的。初期的王苏关系也非常融洽。然而，苏毕竟只是名书生，尽管自以为才华横溢，有治国平天下的水平，可其实苏那是只是一个入官场不久的仕子，哪懂那么多的政治斗争，作为文学才俊的苏轼尽管散文写的非常好，可政治城府与现实改革能力还欠缺很多，其出的主意与处理人际关系与执行能力等方面表现的还十分幼稚。
于是，苏轼加入不久，就与王安石发生了矛盾。
苏与王的分歧不在于改革的目的，而在于改革的手段与步骤。
苏在任地方官时，看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许多流弊，便向王提出，而王却认为比较幼稚故没得到采纳。
文人的苏轼那懂政治斗争与官场之道呀，见自己的意见没有被上级采用，于是就觉得丢了面子，于是就不高兴了，于是便有些牢骚满腹，而这些牢骚却又是司马光非常需要的。
苏是主张改革的，并不认同保守派的顽固观点，苏与王的基本目的是一样的，可是，苏轼把在王阵营所受到的委屈把对新政推行过程中的缺点或不足到处诉说，不分场合不分时段，不分对象，没有一点官场的城府，特别是还经常与保守派的人在一起喝喝茶发发牢骚，这种在新旧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自然决定了他仕途坎坷的悲剧命运。
更为要命的是苏轼的文人气习。
文学大师苏东坡，把对新政的不满写成诗并予以发表，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反响，从一定程度打击了改革派的新政气焰，引发了改革派的众怒。
可悲的是苏轼并不是有意要站在保守派一边的，他的所作所为均为文化人性情所致，一大批苏的作品崇拜者在读后，自然要对改革派品头论足，一时，社会议论向保守派倾斜。
苏轼的所作所为，让王安石等改革派伤心与愤慨，于是，一大批赞成改革的监察御史们先后上书皇上，弹劾苏轼。
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虽是改革者发起，但毕竟是以皇帝的旨意发布的，苏轼攻击改革便是攻击皇上，苏的背叛，王也就不客气了以“乌台诗案”为由，报请皇上，将苏被捕入狱，尔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流放。
后来，主张改革的神宗皇帝忧忿而死，年方10岁的幼儿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改革派全被斥逐流放，苏轼被召回京城，授龙阁学士等高官予以重任。
经验老道的司马光，启用苏轼，并不是认为苏有什么治国雄才，只是苏因在改革派阵营曾为保守派通点信息而牵连被贬，给点官位算是补尝，亦是用用苏的名气显现司马光的政治气度，让你食之无忧、住之无虑，出门有车、看病有报销，尔后，你只需写点歌功颂德的文章而已。
偏偏苏轼又是不开窍的人，司马光好心用他，他却不领情。
看到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他又不平衡，不仅与新任宰相嚷嚷叨唠，而且在会议上与之激烈争论，不给领导面子，其结果，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苏轼又一次被流放出京，先后被贬谪杭州、颖州、定州等地。
后来，新党再度上台，对保守派进行报复迫害。
苏轼早已被划入反对派阵营，再度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尽管苏轼文学才情天下闻名，可新旧两党的政治家都把他当作敌人，这是苏大作家的悲哀。
其实，苏东坡并不是个两面派，他的政治左右倾向亦是情格使然，也是文化人禀性所在。
苏轼胸怀旷世文才，性格自然豪放倔强。他不知文化人从政的弊端，又达不到圣贤们的克己复礼城俯，更不知跟随一派死心塌地，连官场的基本游戏规则都不懂，何以在官场上混？政治上没有靠山，纵然你再有才华、再有天大的本事，在官场上也难以吃得开。
可恼的是，苏东坡在官场上吃了那么多的亏，仍然没有悟出点什么条条道道来，差点掉了脑袋，可依然醒悟不过来，致使一生贬谪，命运悲惨。
苏轼贬谪惠州一居三年余载，人已六十出头，虽政治上官位的级别降下来了，没有什么实权，但生活待遇并没有降低，况且也没有剥夺他的写作权，对他的生活问题也不追究，算得上是宽囿的。
曾早已有人举报，苏在杭州时就纳一歌妓名叫朝云为妾，此妾伴随他23年，并随他一直在惠州佐佑，朝庭当权者虽然对苏不满，但没有追究他的个人生活问题，抓小辫子，弄个洗浴中心事件，也算不易。
文人吧，又是大作家有点风花雪夜的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安分守己，在政治下不要再牢骚，便睁只眼闭只眼。朝庭的本意叫他在惠州养老终生，不要惹事生非，毕竟名声在望，一但出事，叫上面左右为难，人也那么大了，老是贬来谪去，不仅对他本人搬迁不方便，而且对当权者面子上也不好看，否则总会有人说，当权者不重视人才，有负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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