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朝，朱祁钰正式下旨，改内阁为政务院，王直为第一任首理，胡濙高谷等人为副理，文臣们一片欢腾。
天下政务终于再次回到了文臣的手中，他们又可以完成自己治国天下平的梦想了。
当然，美中不足的也有，三法司这次就不在政务院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是由皇帝亲自管辖，这就意味着自己做起事来还不能像赵宋那样方便，毕竟赵宋帝王是有史以来最为仁慈的，刑不上大夫嘛。
不过也还好，三法司毕竟也都是文官，同年同乡一大堆人，怎么都能拉上点关系关照关照。
王直挺直腰板，站在文官首位，先是参拜朱祁钰，恭敬接旨，随即发布了他上任政务院首理的第一道政令——开征商税。
这也是内阁这段时间和户部协力商量出来的，按照宋元的税率标准，结合大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税法，再加上朱祁钰从旁提供思路，最终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税率表。
在这份税率表中，基础税率仍旧为三十税一，这是所有货物都要收取的。
另外，对于大明其他的税种，王直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将现存的所有税种合并，形成了三大税。
其中，塌房税和门摊税合二为一，统称为门摊税，税率二十税一；牙税、契税、典铺酌分统称为契税，税率十税一；剩下的钞关税、门税、过坝税、船税和竹木抽分合并为过税，税率为二十税一。
另外，对于与百姓日常生计不大的金银器、名贵瓷器、高档丝绸等奢侈品加征廉政银子，用来补贴朝廷官员的俸禄和其他开支，而对于直接关系到百姓生计的粮食、麻布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则不再收取其他税，甚至距离过远的话，还可以免征过税，甚至如果有人从江南运送粮食去西北缺粮的地方，户部还要拿出一部分银子补贴给商贾，以奖励他们能够协助朝廷稳定地方和补充军粮。
这么设计，也和朝廷目前现行的户籍制度有关。
大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将大明百姓分为了民户、匠户、军户等等。
洪武三年，太常寺少卿陈昧上书朱元璋，请求统计大明百姓的数量，以作祭天之用，恰巧这时大明开国功臣、宁国知府陈灌也是在宁国府做了统计清算，将宁国府境内每一家的人口，房屋，土地，甚至是耕牛的数量一五一十的统计出来，统计完成后经过官府和百姓的确认，颁发文书，一式两份，官府和百姓各一份，俗称户帖。
大明百姓若是想出户帖所在地，必须要去官府申请，开具文书，谓之路引。
这年头商贾基本上都是民户，想要在两地之间倒卖货物，就要拿到路引，上面明确记录了商贾要去的地方和出行时间，所以，地方上的衙门只需要在商贾开具路引的时候直接针对性收税便可。
如此一来，各地商贾若是想贩运货物去其他地方，首先就要去地方上向当地官府报备自己运输的货物都有什么，数量是多少，当地官府依据商贾贩运的货物计算税金，等商贾缴纳之后开具路引，然后经过各地钞关的时候再由守关的官差清点货物，计算税金后进行缴税，直到货物贩运到目的地位置。
这样做，一来是可以有效控制商贾的贩运货物和数量，尽快完成税金的缴纳，另一方面则是可以根据各地汇总上来的缴税清单进行核对，确保地方上没有玩忽职守，商贾没有偷税漏税。
当然，这种办法并不能完全阻止偷税漏税的行为，但是至少可以将大明的商税收上来。
按照金濂和陈循的估计，景泰三年在商税上，朝廷应该就可以多收入近千万两。
有了这笔钱，大明的国库肯定会宽裕许多，很多迫切需要做但是之前却因为没钱而没有做的事情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朝廷百官虽然对王直征收商税的政令颇有微词，但是也还能接受，一是征收商税并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二是皇帝提前透过风，聪明人早已把手里的生意全都转出去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些生意都和他们没有一文钱关系，大不了今后交一点商税也就是了，否则为了一点银子，平白惹怒了皇帝和政务院，那自己的身家都有可能赔进去。
皇帝有时候拿他们没办法，王直可不是，他也是文官出身，之前还手握吏部，对于文官玩的那一套可是再熟悉不过了，想要瞒过他的眼睛，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
政务院推行的第二个政令则是，凡年过七十的老臣，都要强制致仕，告老还乡。
当然，政务院不会说得这么直接，而是以皇帝仁德，不忍看到老臣再继续为国操劳，故特旨命老臣们退休，让他们可以荣归故里，颐养天年，享受儿孙满堂的快乐。
对于这一条政令，绝大多数官员也都是坚决拥护的，毕竟有些老家伙仗着资历老，占住位置就不挪地方，直接封死了下面人的晋升空间，官员们早就希望他们能早点滚蛋了，让出位置来，让自己也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大家都是文人，谁不想辅佐帝王，打造盛世，名留青史啊，尤其如今的皇帝还是人人传颂的圣天子，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谁都不想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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