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同御史们会审结论是，“二臣被非尝宠遇，宜同心戮力，誓灭此而朝食。不虞，其相闹一场，挈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结局也……
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呑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服上刑，以正厥辜……
熊廷弼语语若持左券，独其刚愎之性、虚骄之气牢不可破，以争毛文龙功罪一事开衅化贞，水火之形既分，玄黄之战遂力。
笔锋舌枪相寻不已，守备之计等闲置之。
虏骑一来，错愕不知所出，飞檄催战，盖曰，胜可以成吾之名，败亦可以验吾之言也。
不知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廷弼扪心一思，比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
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政，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将来。”
简而言之，三司会审认为，熊廷弼、王化贞两位封疆大臣，本应合心在前线指挥，共同御敌，结果双双弃广宁而逃，论罪当诛。然而，熊廷弼比王化贞罪更重，当诛两次，“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巨头和众御史之所以对熊廷弼深恶痛绝，主要是认为熊廷弼态度极其恶劣，视军国如同儿戏。
表现之一是广宁败后，熊廷弼、王化贞两人仓皇而逃，路上在大凌河相遇。都这时候了，熊廷弼还不忘当众讥笑王化贞：“你当初说有六万部队就可以把敌人一举荡平，如今手握十四万大军，到头来怎么样了？”
身为辽东经略，此时难道不应该安慰同僚，激励将士，收拾残局，徐徐图之。至少，王化贞还知道自赎，召集了二名总兵，收拾残部，孤军驻守前屯。而熊廷弼却连右屯的粮食都放之不管，一路从右屯逃向山海关。
二是熊廷弼身为经略，任兵部多次催促，三番五次推辞，长期呆在后方山海，不肯去广宁前线整顿军务。
“迨其初出春明，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
三是大战在即，身为辽东第一负责人，熊廷弼却和下属们说出“胜可以成吾之名，败亦可以验吾之言也”这样的话。心中不以广宁安危为牵挂，念念不忘的还是孰是孰非。
四是临阵脱逃。在广宁众将蠢蠢欲动之时，熊廷弼已经移师闾阳，离广宁近在咫尺。邢慎言曾劝他，此时应当机立断，领二万七千兵入驻广宁，计擒叛将，扭转乾坤。一名监军尚有此胆识，但熊廷弼却逃之夭夭。
最后，大夏皇帝同意了邢部尚书、左都御史、大理寺卿等人的联审意见。几年后，王化贞被处死，熊廷弼被处以极刑，传首九边。
后来，御史梁梦环弹劾，说熊廷弼侵盗军费十七万两。御史刘徽则说熊廷弼家产值百万两银子，应该没收充当军费。朝廷同意御史们的建议。
但执行中，当地县令王尔玉趁机敲诈熊廷弼一家。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因此被迫自杀。熊廷弼虽有罪，但祸不及家人。
将相和，才能聚人心、谋大事。熊廷弼、王化贞两人相互拆台，最终是害人害己又误囯。给事中杨涟曾经评价熊廷弼，“议经略者终难抹杀其功，怜经略者亦难掩饰其咎”。
实际上，熊廷弼两次经略辽东，并没有指挥取得一场防御战或者进攻战的胜利。就连熊廷弼给万历的述职报告中，主要也是汇报造了多少盔甲、枪炮，买了多少战马，修补了多少城堡。
这不都是巡抚应该干的事吗，经略战功何在？广宁之战，熊廷弼连八旗军的影子都还没看到，就逃至千里之外，这就是所谓的“盖世之材”？
天启二年三月，到了王在晋经略辽东时，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整个辽西南走廊兵力仅剩六万，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弱病残。
王在晋分析当时辽东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而且，经过三次大规模调全国客兵援辽，数十万客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各地已经一时抽不动兵了。此时户部没钱、兵部没兵。
在这种情况下，王在晋和王象乾商量后，决定重金请蒙古出兵驻守辽东，共同协防努尔哈赤的进攻。最后，大夏皇帝同意了王在晋和王象乾的请求，以每年一百万两白银的代价，请蒙古出兵协防。
在分别拿到赏赐后，察哈尔部、喀喇沁部（哈刺慎）和朵颜三十六部总共派出二万多骑兵，驻军宁前、中前等处，帮助大夏防守大金。
天启二年六月，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孙承宗到蓟、辽两镇巡边，视查军务。实地走了一遍后，孙承宗上疏向皇帝报告，认为王在晋能力不足以任辽东经略，认为其“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并自荐接替王在晋，负责辽东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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