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呯！”张徕一下子把手里的酒杯砸到了地上，“混蛋！你怎么能和他讲这句？真的是不要命了吗？”
“别！别！徕少爷，除了这句话，我其它可什么都没讲啊！再说了，夏木你也是知道，他一直都跟着我们后面混的，而且这事说过后，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啊！”刘大千的确是感到有一点点后悔，但他还是在为自己的言行辩解着。
张徕被刘大千气得直摇头，甚至已经坐不住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思考眼下的情况。
在高邮，湖匪是仅次于洪涝水灾的第二大祸害。而朝廷之所以在高邮设军，多半也是因为湖匪的猖獗所至。
甚至就算驻扎了军队之后，在军备与兵力不足的时候，都没法正面对抗这些匪徒。
庆历年间，曾有一大盗叫张海，横行数路，在经过高邮时，当时的知军晁仲约一看手头的兵力根本就挡不住啊，便干脆叫城里的富户出了好多的金钱丝帛、再置备了许多的酒肉，主动开城来犒劳经过的张海。
而张海也算是做了这么多年的匪徒强盗，第一次遇到态度这么好的地方官，觉得高邮的这个知军态度很不错。在自己带着手下吃好喝好后，又笑纳了送上丰厚财物，也就守了承诺没有去劫掠百姓，而很开心地离开了。
之后，朝堂对于晁知军的行为该不该惩罚，也是一顿地争吵。最后还是当时为相的范仲淹袒护了他，判了个“事有可恕”。
之后高邮的驻军兵力开始加强，但最终也只能形成一种表面的平衡：匪盗藏于湖荡乡野占据一方，轻易不会来骚扰城池。而官兵也就一直呆在城里及军营的附近，只确保城池的平安，轻易也不会去下乡剿匪。
大家两不相烦，各获平安。
而各任官员，尤其是文官，骨子里对于盗匪的恐惧，嘴上不说，心里都还是明白得很。
那个说“当官的也怕湖匪”的刘大千，就是之前因灾民安置不当而被免职的县班头刘用的儿子，他老头子丢掉了那个职位，可是可以为自己不断大把捞钱的金路子。
如今求人无用，只得天天在家喝酒，说是过了秋天就连他的学费也交不了就要退学了。所以刘大千便成了恨秦刚的一帮人中最积极的一个。
之前张徕最能压得住秦刚的一点，就在于他在县衙里当差的二叔。但是现在，秦刚的官品都已经高过知县了，更不要说眼下他与毛知军之间的特殊关系。
所以不论是张徕还是刘用心里都明白，对付秦刚，如果要是走官府这条路，是铁定走不通的，这也是他们开始琢磨其它的路子与方法的根本原因。
刘用能联系到湖匪并不奇怪。
他一个做衙役班头的，在官匪平衡的相对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
在双方都无法完全管控的地区，既有湖匪需要官府出手解决的事，也有官府需要湖匪出马搞定的人。大家在不涉及到根本利益时，相互出点钱、相互进行一点合作，这就是所谓的“官匪一家”概念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
当张盛富已经明确“明哲保身”之后，不甘罢休的张用提出了“联络湖匪，花钱买凶”的方案，对此，张徕也是颇为心动的。
让湖匪出手的好处在于，他们认钱不认人，只要能够得手，最终问题也能根本性地解决。
在高邮死于湖匪手下的人命，一年不止几十人，秦刚有官身又怎样？不过也是个没有差遣的选人而已。
有毛知军的后台又能怎样？谁会为了他这一个人去发兵剿匪呢？
笑话，就算有了明确的发兵命令，大不了这些当兵的也就是敲锣打鼓地乡下湖荡里巡逻示威一圈，也就算是交差了。
当然，这样做的风险也是极大的，就是万一失手了，甚至再严重一点，消息被泄露了出去，对于张家而言，“勾结匪徒、谋杀官员”的罪名，怎么着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所以，丢了吏员身份的刘用可以一身光棍地拼了，可张徕还得考虑清楚，值不值得押上整个身家的代价来冒这个险。
对于夏木，他也有自己的判断。之前这个小子的确算是跟着自己屁股后面转、向来也是看不惯寄养在自家的表兄胡衍。
所以，要是站在过去的环境与前提情况下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无论是秦刚、还是胡衍，都是不名一文的穷措大、破落户，还远远没有达到今天所能到的地位与身份。
但是现在在问题在于，情况已经变了，谁能保证夏木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转身去投靠秦刚呢？
所以，夏木哪怕只是知道了一点点风声，都会让这个未曾下了决心的计划，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
张徕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这样听来，包括刘大千也不敢保证了，他迟疑地说：“徕少爷，要按你说的来看，这事咱们干不了了？”
张徕坐在那里，空手往桌上一搭，李二宝立刻重拿了一只新酒杯，给他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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