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水师并入了荆湖江浙四路都巡检司之后，虽然改名叫了沿海水师，也划属了宣毅军。但是赵驷却以水师训练等理由，一直在明州保留着军营军寨，都巡检司派来了三个都虞候，表面上是说协助他管理，实际却是想过来分权。但却被他三天两头地带出海去随行训练，直接是晕船呕吐吓回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看情况不妙，就在军营里整日喝酒不出营帐，以示自己决不惹事触惹赵驷。
胡衍却不需要理会这些，他与赵驷之间，既有着在西北共事的交情，尤其赵驷在青唐之战中受伤，还是他排除万难，将其安全护送回扫秦州，这才得到了及时的救治，算来也可以说是有那么一层的救命之恩。
之后两人在东南海事院里的共事，市舶司负责最大的税收、制置司负责最重要的军队，都算得上是秦刚的左膀右臂，关系更算是当时最能说得上话的两个。
这次过来的胡衍身上，还带着朝廷的重要职务，以及皇帝私下授予的各种特权。
所以，胡衍与赵驷便秘密商谈了一夜。
第二天，赵驷却是一身戎装，亲自陪同着京城讲议司详定官胡衍一路走访视察了沿海水师在明州水营的主要舰只。
众人却是看得明白，这是赵驷对外向胡衍表示忠心的象征。
虽然赵驷军功卓着，并在沿海水师里牢牢掌握着军权，连荆湖江浙四路都巡检司的官员也不放在眼里。但是眼下的胡衍已经获得了进士身份，成了大宋正六品的文官，同时还机缘巧合地顺着蔡京、童贯一线，攀上了新上位的皇帝。
所以像赵驷这样的地方武将官员，重新寻找并绑定了这样的一株大树，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明州，赵都指挥使却是做了一件让整个东南官场都对他真正刮目相看的事情：
由于此次跟随胡衍过来的，还有朝廷负责落实元佑党籍碑的钦差官员。
元佑党籍碑是蔡京的发明，他不仅将所谓的奸党姓名刻石矗立在京都皇城的文德殿端礼门前，还要求要传谕天下，责令每一府州、每一重要衙门之地都要复刻这块党籍碑，并立于官署或府州学门前，意为要让这些奸党之人臭名昭着于天下。
在钦差官员的督促之下，一块新的元佑党籍碑很快就矗立在了沿海水师营寨正堂的大门旁，立碑的过程，赵都指挥使并未派人阻拦，落成之时，他还专程赶过来观摩，在看完了碑文上的所有名字之后，他却出人意料地从随从手中拿过一支早就准备好的朱笔，笔尖蘸有大红漆料，浓浓地在秦刚的名字右上角点了一笔红点。
众人看着都不知其何意，但是当点完红点的赵都指挥使转过身来后，大家却在他头盔的右上方，看到插了一支极为醒目的红花。
于是，众皆哗然，钦差也看得极为愤怒，但是却也说不出什么：因为此时的宋人插花，已成了流行全天下的时尚潮流。
宋初只有皇帝可以簪花，后来皇帝为示恩宠，开始赐花给大臣，少数功劳卓着的功臣也就有了簪花特权；庆历七年还有诏令规定：众臣获赐花，须戴归私第。于是，在皇帝和大臣们引领下，民间众人纷纷效仿，得不到御赐，也可自赏一朵。
自簪自乐很快成为全民运动，因此在此时，满大街都是男子簪花，连苏轼也有诗云：人老簪花不知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所以，此时的赵驷在头顶插上红花，无可厚非。只是他的这支红花，娇红似火，就如他刚才在那党碑上所点的那只红点一样醒目无比。
于是，谁都知道他的此举是何意思，但谁也不能就此说明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很快，水师下面各营的指挥使，开始效仿自己的上司，在各自的头盔一旁插起了红花。甚至包括从都巡检司过来后，一直在水师里找不到存在感的那个都虞候，此时也有点自暴自弃，也跟在后面学着在头冠旁插起红花。
一时间，这种簪花官员很快竟成了明州本地官场中的一景，却令起初有点愤怒、想要就赵驷此举做点文章的两位钦差开始犹豫了。
他们转身去请教胡衍，而胡衍一听，便知这件事既是自己大哥的人格魅力遗留影响，也是赵驷等人以此表达内心深处不服情绪的表现。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地方官员簪花，此为寻常之事。这里的种种情况，先行记下便是，回京之后，本官自会向蔡相公禀明清楚。”
胡衍之所以要把这事揽下，一是他知道此时这是“人心所向”，不宜与众人的情绪正面冲撞；二是他此次来明州已经与赵驷达成了共识，大家大事都谈妥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这种芝麻大的小事上生出不愉快。
再说了，赵驷这样的行为，顶撞的只是蔡京搞出来的新政，他胡衍可犯不着为此事影响到自己的身上。
东南海事院拆分之后，原先的市舶司独立出来，新任的提举市舶司一职却是一个老熟人：原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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