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单位想让母亲接父亲的班，可是，母亲不识字，又是小脚，带着三个孩子，根本不具备当工人的条件。所以，没有办法，单位只得让母亲回去。但我们三人的生活费由单位按我父亲原来工资的一半每月支付。我不知道父亲的工资，但我知道单位每月给我和我哥我姐的抚恤金是29.5元。当时，单位还承诺要让我们三人长大后在单位接班工作。可是，由于****影响，单位一直没有招工，所以，我哥我姐都没能接班。
说起我妈的人生悲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的脚是小脚，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三寸金莲”。但是，我妈的姐姐和妹妹都是大脚。对此，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她十六七岁就被我爸家相中了，我爷那时在甘肃平凉市当税务局长。所以我爸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光是家中的梨园都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而且房屋也很多。而我妈家是临村的一个普通人家。我爸的母亲就要求我妈必须裹脚，否则，一双大脚走到哪里都很难看。我妈被逼无奈，就把脚裹了。可是，解放后，形势和观念就变了。可这时，我妈的脚已经变不过来了。不但走起路来不雅观，而且走路也很不方便，满脚都磨的是茧子，整天用剪子剪，非常地痛。所以，她这一辈子都在骂她的婆婆，说是她婆婆把她坑了把她害了。
父亲没了，但日子还得往下过。但往后的日子就更加地难过了。虽然，我爸早就不在工程处了。但我妈带着我们三人还住在铁路工地旁边的山洞里，但生活就更加地艰难。那时正是************的末期，二十多元钱要养活一家四口人，真是非常之难。所以，我妈就给工地的职工们洗衣服，洗上大半天才能挣上五角钱。特别是到了冬季，渭北高原的河水非常地冰冷。我妈就蹲在河边一洗就是大半天，所以，她手腕上的风湿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到了年龄大了，一到雨天或是冬天，手腕就疼痛得不得了，有时整个夜里都痛得睡不着觉。不洗衣服时，我妈就带着我去挖红薯拾麦穗。可是，红薯地里的红薯早就让农民挖光了，母亲在人家挖过的地里挖上一天，只能挖出一点红薯根子或是很少的一点红薯。母亲就用这些红薯煮上一锅汤，把最稠的盛到我哥的碗里，因为他要上学。半稠的盛到我和姐姐的碗里，她只喝那些乘下的稀汤。
记得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很远的地方捡麦穗，农民把麦子都收完了，地里的麦穗好像都不要了，所以，我们捡着他们也不管，可是，到了下午，等我们捡了一大捆麦穗时，农民突然跑来把我们的麦穗收了，还把我妈的蓝头巾给抢走了。那头巾是我爸给我妈买的，是我爸给我妈留下的唯一的物品。我妈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们把头巾还给我们，可是，农民还是没有给。我妈看天色已经黑了，再求也没有用了，就带着我往家里赶。一连走了二十多里路都没个村子，狼群在四野里发出着恐惧地吼叫，吓得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
父亲原来是工程处的一个工长，性格豪爽，喜欢请客聚会，所以，人缘关系很好，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再呆在工程处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工程处也没有再照管我们的义务了。如果工程处再有搬迁，我们就不能再跟着人家了。所以，我们不但面临着生活的艰难，而且，还面临着无处安身的窘迫。
这时，人有把我妈介绍给我的继父。继父原是吕正操部队里的机枪班长，在四二年的一场残酷的战斗中，担任阻击鬼子的进攻，掩护大部队撤退。最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自己也被子弹打中了左胳膊。这时鬼子已经冲上来了，他就装死躺在尸体中，躲过了一劫。可是，在他逃跑时，又被鬼子发现了，他就跑到一个村子里，一位大娘把他藏在了麦垛里，才没有被鬼子发现。后来，部队见他胳膊残废了，让他回了家。他算是工程处里参加革命时间最早的人，因为整个工程处的人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要不，后来他见许多参加革命比他晚很多的人都享受老战士待遇，让我写信给北京，可是，这种事光写信不行，所以，写过几次信都没起作用。他就要去北京找吕正操。我就劝他说算了，别去了，和你在一起打仗的人都死光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去找谁？听我这样一说，他也就再没提起过这种事。
继父和我父亲原来同在一个工班，父亲是工长，继父是副工长。但他和父亲属于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父亲随和，而继父脾气很倔，而且，人极端地老实，不爱说话，更不会跟女人说话，所以，人都三十五六岁了，还没谈过对象。他比母亲大七八岁。那时母亲还不到三十岁，模样还依然漂亮。因为父亲英俊高大，穿戴讲究，又有文化，母亲很爱父亲，相比之下，继父却没有一点让她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她不愿意跟着继父，就得带着我们回老家。而她在老家是受气才跑出来的，她不愿再回到那个让她受气的地方，所以，她还是选择了跟继父结婚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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