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鹿鸣把戒指从田佩芝手里拿回来，套在林自在的手指上，发觉有些松，就说：“还是藏衣角吧，可别丢了。”
田佩芝讪讪笑着附和说：“对对，可别丢了，到春城咱们还得靠它吃饱饭呢！”
林自在刚重生时的悲伤，早被马帮和戒指冲淡，情绪有些接不上了，她伸手整理了一下身上脏兮兮的改良旗袍，暗中叹气：逃难也要穿着旗袍，真是没话说了！
再看邱鹿鸣和田佩芝，也都穿着同款不同色的皱巴巴的旗袍。
如今的女学生已不做五四运动时期那种上袄下裙白袜子的装扮，而是一色的改良旗袍，只不过女学生的裙子不似姨太太们，旗袍开衩只到膝盖，裙身也不是过分修身。
但十几岁的女孩穿着，还是显得成熟许多。
田佩芝从褡裢里拿出外伤药，隔着抽丝的丝袜帮林自在涂在腿上，裙子上有几个小小的三角口子，一侧的开衩也撕得大了许多，露出里面的衬裙，可惜没条件缝补，也只能将就着穿了。
三人整理了一番后，重新上路。
邱鹿鸣见林自在手软脚软，就提出接着背她，林自在马上拒绝了。
她清楚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脑震荡，纯粹只是被林秀娥的那些记忆恶心到了而已。手脚发软则是因为失血过多。
之前摔伤，邱鹿鸣已经背了她好长一段路，如今小姑娘也是一脸疲惫，她怎能忍心让人家再背。
“别不好意思，一路上我和佩芝还都喝了你的矿泉水、吃了你的食物。”邱鹿鸣笑说着坚持蹲下身，被林自在一把拉住，“真的不用！”
她们三人是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都是十八岁，京津沦陷时，她们刚刚被学校录取，还没开学他们就跟随学校逃往了长沙。在那里，北大、清大、南大三所大学联合成立临时大学，可惜没上几个月的课，长沙的境况也吃紧起来，学校只能无奈再次迁往西南春城。
体力好的男生和教授组成了近300人的的陆路步行团，从长沙步行去往春城，所有女生、体弱男生、大多数教师以及家眷，则是分批次海陆并用去往春城。
这一路，实在是费了些力气。他们这一拨人，先是坐火车到达广州，耽搁多日后，终于买到船票，途经香港时，因天气原因又滞留多日，在三等舱里熬了几天，终于经海口到达越南海防，换乘汽车到达河内，才登上了去往春城的滇越线跨国列车，刚刚松了口气，三人却因在河口停站时，下车活动腿脚和如厕而误了火车。
当时她们害怕极了，哭着追赶火车，火车上的同学也都将身体探出车窗大喊她们的名字，又喊火车停车，可惜火车终究没停下，反而越开越快，越开越远。
带队老师嘶喊着，让她们买下一班的火车票，还喊着说会去车站接她们。
三人回到车站一问票价就傻眼了：五天一班列车不说，就这半段路最便宜的三等车票也要六块钱一张，三张就是十八块！
如今三人除了陈静怡手里有个片刻不离身的小藤箱外，再无行李。
邱鹿鸣是奉天人，母亲难产去世，父亲是东大教授，工资虽然不低，但人在西安，又早有了自己的新家新孩子，每月能给她的生活费也是有限；田佩芝更是北平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一直多亏舅舅的资助，才勉强读了大学，如今日寇占领京津，舅舅一家也生活得水深火热，再没能力给她钱。这一路舟车辗转下来，两人浑身上下的钱凑到一起也不足三块。
只有来自哈尔滨的陈静怡，家里条件稍好些，父亲是个实业家，姥姥家还开着中药铺，但东北沦陷后，举家迁到北平，家境每况愈下，如今她手上也没了现钱，路上曾经变卖金坠子，现在却无论如何不肯动用藤箱里的东西，只说箱子里是书籍。最后三人只能把身上的钱都拿来买了干粮，沿着铁路步行。
这一路，足有八百里，不知要走到猴年马月，为此田佩芝想起来就要抱怨了一遍，话里话外说陈静怡太吝啬。
邱鹿鸣听不下去，回怼她：“你闭嘴吧！若不是你便秘非要下车活动，如厕又磨磨蹭蹭，我们怎么会误了火车？”
田佩芝脸色通红，当场就哭出来，跺脚说：“是！就算是我连累了你们，可，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什么叫就算？本来就是！”邱鹿鸣瞪眼睛。
田佩芝捂着脸继续哭。
第一天走下来，三人全都磨破了脚，她们哭着用指甲掐破水泡，这样的精疲力竭，也只走了二十公里而已。
第二天傍晚到达一个小镇，在那里遇到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药材商人，听出几人的北方口音，攀谈起来得知，那人多年前曾与同去四川灌县交易药材的陈静怡的姥爷有过一面之缘，他自称姚祖德，拱手称姥爷为王神医，不仅说出姥爷的姓名，还详细描述姥爷的外貌，说老人家帮过他。当听陈静怡说老人已经故去时，还难过得掉了眼泪。
三个小姑娘确认这人不是坏人，如同抓到救命稻草，亦步亦趋地跟着那商人结伴走了八天，还吃了人家不少干粮。可惜，姚祖德接下来还要去石屏等地采购，她们只能与之分道扬镳。临行姚祖德好心提醒她们，傍晚前到达蒙自城，就尽快联系一个贩货的马帮，跟着马帮走，会比她们三人单独行走要安全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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