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己酉春，康志升允之帅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时高宗皇帝六飞南幸，先人揣知金敌之乱未已也，辞之。临行，移书志升，乞备西境，言极激切。是冬，敌骑果至，取道之境，悉如先人之言。今载于后：
某闻及其时而弗思，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坏而不可救药也。先事而图者，非利害有以见于外，英明有以主于内，则丝纷满前，一是一非，何以适从。此贱子辄献瞽言，冀于信察也。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宾筵初启，首蒙辟置，恩德重大，非特一己知之，士大夫传以耸动也。昨辞去属邑，不以为忤，未忍默默以负于门下也。切惟朝廷以钱塘重镇、东南要冲控扼之地付于左右，拊绥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虔奉睿意，令以威驾，风驰电驶，惩恶护善，百废俱起。千里之间，歌颂载涂，杭民图像以事，晨炷香如供佛、事父母。明公既保令名而与俱矣，则图惟厥终，所谓公之安危即国家之安危，其可忽哉！某仕于此，为日滋久，览观山川，考验图史，辄有以为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三郡，因钱氏建国始盛。请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润，下连大江，浙西观察使治所在京口，盖相距数百里形势也。其东沧溟，虽海山际天，风涛豪壮，然海门中流至浅狭，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窥。其南则浙江以限吴越。惟州西境无大山长川，虚怯可虞。钱镠本临安人，始因宣歙群盗，米直曹师雄作乱，自乡里起兵，保有临安，人始因余姚，至败黄巢于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于两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应。新城县圣安都，杜棱守之；富阳县静江都，闻人宇守之；临安县石镜都，董昌守之；余杭县龙泉都，凌大举守之；盐官县海昌都，则徐友及；北关镇则刘孟容；临平镇则曹信；浙江镇则阮结。又置都知兵马寨于龙泉、临安以为援。建八都堂于府第，日与宾幕聚议。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兴佛寺于西湖，匪特祈福为观美而已，实据诸峰之险为候望也。结婚宣歙节度使田頵，犄角以备江南李氏。盖钱镠本临安人，又立功起于西境，故知此形势为尽，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观之，今昔虽异，利害一同。自余杭龙泉无五十里，地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径抵城下。龙泉拒安吉、广德甚迩。今日议者，惟于苏润二州，置帅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务也。某愚戆过计，万一敌骑过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吉、广德，以摇钱塘，则数百里响动，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从邦人之至愿，考八都旧迹，别行措置，闻诸朝廷，使金陵、宣、歙与我相为表，出兵据险守要，事无不济。余杭、临安两邑土豪，比诸县最为骁锐，择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于金汤之固矣。某少游蒲中，观唐睢阳画像，私切叹曰：此眉宇英威凛然，真足以定睢阳矣，况其胸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与圣旨相唯诺，何惜建此于朝，而始终钱塘之人也。张睢阳守一城，扞天下以蔽遮江淮，沮遏贼势。今皇舆新渡浙江，明公能自此郊大振军声，连络江东，挫贼锋，使胡马不敢南牧。较事机轻重，张睢阳何足道哉！有《守御图)一本，随以为献。犯分妄言，无以辞诛。或稍因闲暇，呼之使前，更毕其初说，又幸矣。
曾吉父早岁入馆，然平生不曾关陞，以故后来虽为监司、郡守，犹带权发遣也。囗囗如州资囗囗囗入纵有罢囗囗囗荐剡自若囗囗也。吉父为广西漕，尝举其属吏姓黄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启吉父云：“有一事久拟奉白，先生早往下关陞，于门生实有利害耳。”曾氏父子每与客言，以资一笑。徐敦立守滁阳，有郡博士葛镇者，欲上书于朝，大诋王荆公，有云：“乞将王安石之亲党尽行窜谪，使天下后世以为邪说之劝。”以副本呈似敦立，敦立笑云：“度之斥谪不足道，然公却有利害。”镇询其说，敦立笑云：“度乃王氏婿，倘从公言，折了一纸举状矣。”镇赧然而退。二事特相类，并记之云。
诗话云：“昭陵时，近臣赋诗，一联云：‘秦帝宫成陈胜起，明皇殿就禄山来。’或有谮于九重者，上览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台’，即不复视，天语以为器量如此，何足观耶？谤焰遂熄。”呜呼！昭陵岂不见全篇？倘尽以过目，则不可以回互矣。此尧舜之用心，宜乎享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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