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地方位于在闽北地区的一个古老小村庄，名叫沟家屯。曾是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创立的东方县所在地。
村中心老街的一幢清代普通三进式民房，宽阔的门墙上方，横匾上还有东方苏维埃大字的痕迹。进门两边是侧房，中间过天井上石阶是正厅，两边是厢房，后面是房屋厨房。过去东方村的各部门办事机构都集中在这里，门框上还有各部门的标记。
由于红军主力转移，所在的区域又归复原来的地方管辖，从此恢复之前沟家屯的名字保留至今。
我第一次遇见的诡异之事，就发生在那幢清代普通三进式明房之中。
五六岁的时候，我常常抱着一张小板凳跟着奶奶去看民间戏剧，其中有一剧名叫穿心计的最让我印象深刻。回家的途中，我笑着说道：“奶奶，这部戏真好看，就是那女的有些可怜。”
年幼的我根本还分不清现实还是戏剧，说着说着低下头为那戏中的女子的遭遇感到伤心。
奶奶攥紧我的手，说：“小池，这可是一件真事。”
还在为那戏中的女子感到伤神的我，只是点点头，便跟着奶奶回到家中。
事隔几年，我九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事物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楚。我爸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极少管我，只是常常叮嘱我不要靠近那幢大门横匾上刻有东方苏维埃大字的清代三进式民房。
那幢房子里面没有人住，房子四周是用条形的青石砌成，房子内是木制，从屋外往里瞧去，里面总是一片漆黑。
小孩子总是好奇心重，越是让我不要靠近，我越纳闷那幢房子以前猪着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不让我靠近？虽然那时我很天真，但也知道房子是人盖的，不是小鸟建造的大鸟巢。于是常常跑去问我爸，我爸总是两眼一瞪把我训斥一顿，说只要我不靠近那幢房子就行，小孩子问这些干嘛！要是不听话，就要用藤条抽我屁股。
我吓得不敢多问。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去问村中别的大人，大家都不告诉我。后来，我还是知道那幢房子里发生的故事，是我奶奶和一个独身到七十多岁的老爷爷告诉我的，那一年我十一岁。
他俩都没什么文化，讲的一口地方土话，而且很多细节都没告诉我，我通过多方打听才知道了完整版本。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故事与五六岁时看的民间戏剧穿心计极为相似，但却多了许多诡异的事情。
现在，我用我自己的文字将它写下来，事情是这样的：
抗战胜利后，那老房一时无主，那幢房子住进三户人家，一直生活的很平静。直到1963年，那时大家都穷，大多数人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一个叫水仙的女孩被她妈妈送给那房子里的李姓夫妻为童养媳。
起初，李姓夫妻对水仙很好，如同亲生女儿一般。水仙慢慢长大，长得也越来越水灵，李姓夫妻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好景不长，在水仙十六岁时，李姓夫妻十二岁的儿子在村中的那条河中溺水身亡。中年丧子的夫妻二人伤心欲绝，慢慢将悲痛发泄在水仙身上，觉得是她天生不详克死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从那时起，经常动不动就毒打水仙，饭也不给吃，还要下地干活，有时累的停下来歇息片刻，常常也会遭来李姓夫妻二人的唾骂和毒打。村里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但毕竟事不关己，谁也没去阻止过。
有些心地善良的人见水仙饿的骨瘦如柴，偷偷拿点吃的给她，还得遮遮掩掩，深怕被李姓夫妻二人撞见，不然水仙又是免不了遭来一顿毒打。
就这样，水仙熬到十八岁那年，同村一家中还算富裕的小伙子看上水仙，用五百块向李姓夫妻买下水仙娶回去当老婆，那时候的五百块已经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数目。
夫妻二人即便得到一笔不菲的横财，也不愿为水仙添置一件嫁妆。
水仙日盼夜盼就是有朝一日能脱离苦海，这一天眼看就要来临，她从房子矮阁楼上翻出一小木箱，搬到河边清洗，她脸上洋溢着笑容哼着小调清洗着自己的嫁妆。身旁还放着一柄柴刀，想清洗完木箱，上山砍根竹子编织一个小竹篮。
就在想将锈迹斑斑的柴刀磨得锋利一些时，恰巧被她养父李建文来河边洗脏衣裳的姐姐撞见。她问道：“水仙，你磨刀干嘛！”
水仙想起这些年遭受的罪，目光一寒，恶狠狠说道：“杀人！”
李建文姐姐一听，放下手中的脏衣裳急忙往回跑，她没有跑回自己的家中，而是来到李建文家，将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夫妻二人。吓得李建文在屋中来回踱步，想起这些年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深信水仙口中要杀的人是指他们夫妻二人。
李建文停下脚步，脸色骤然一变说道：“既然如此，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水仙。”
李建文妻子是他远房表妹名叫李青，则一脸担心道：“杀死水仙，等娶亲之日我们怎么向村头老王家交待，到手的五百块不是飞了？钱进了老娘口袋，我可不想还回去，我人也要杀，钱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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