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任务对我们中队来说，无疑是一次飞来横祸。本来案件已经告破，我们对两个主犯只需从容抓捕就行了，没想到我们公安局内部为了争权夺利，竟然不顾整个公安局的整体考核，弄这些花招来杀人立威。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们胆子大到连人命关天的案子都敢下手，完全不顾社会和舆论的观感，说是为了法律和正义，其实还不是私心作祟。
为了这个事，邵大和赵局直接摔了杯子，他们两个多次和局领导解释无效，可是担子还是压在他们两个人身上。这么一来，我们刑大包括我们中队，一上来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将两名主犯抓住，至少抓获一个，否则这个案子就不能告破，我们开年第一案就陷入苦战，这对全年的破案形势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不过辛好我们进行了机构重组，现在重案中队人手充足。虽然案件不是人多就能破获的，但是人手一多，好些事情就能够同步进行。吃足压力的大队领导，直接把压力全部压在了我们中队身上，他直白的和我们陈队长说，主犯在一个月之内抓住我给你们庆功。如果一个月内抓不住，我就给你们记过，总之要么你们带红花，要么你们就给我带白花，行与不行，全靠你们自己了。
陈队长不敢怠慢，连夜召开我们中队的所有兄弟开会，他把形势和我们摆了一下，于是决定，分别派出四路人马分赴两名主犯的主要关系地，进行线索的摸排。
他在会议上也下了死命令，反正如果不能摸，排到有价值的线索，或者直白的说，不能找到主犯的踪迹的，就不能回家，一直到找到线索为止。
我也被分派在了一路当中，我和艾冬青，朱羽江，一起在韩副队长的带领下奔赴湖北崇阳。我们负责追查的就是那个叫“胖子”的主犯，他在这起案件中就是负责纠集人员的那个人。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叫了我们这几个年轻的，但没什么重案破案经验的小伙子去。而且我们这一路带队领导是我们的副中队长，应该说中队是很重视这一条线的，但是却连一个探长都没有配备。就是我们探组的探长彭维庆师傅也没有叫，而是就要了我们探组的几名探员。而且这次去湖北，为了在那边行动方便，我们没有坐公共交通工具过去，而是直接要了大队里的一辆商务车，不远千里开车前往。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兄弟，不过他们是专门给湖北咸宁公安局行动技术支队送交办手续的。因为我们要配合的事在湖北崇阳，那边归咸宁市公安局管，但是他们行动技术部门的规矩，这个交办必须他们同行去才接受，否则我们就是拿着省厅的介绍信去，他们也不会理会我们。
行动技术支队的兄弟自己坐飞机到武汉，然后我们在武汉接上他，在一起驱车前往咸宁。因此我们几个先开车出发，到武汉去汇合。
我在路上，我把我好奇的问题问了出来。艾冬青和朱羽江两个人只是看着我苦笑了一下，韩队长只是意味深长的说：“派你们三个前往，是中队深思熟虑的，到了你就知道用意了。”
我见他们都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不好意思追问下去。于是一路上，韩队长问了我们几个许多个人的问题，比如家里几口人，工作多少年，有没有婚配或女朋友。我发现每个领导都很关心我们的个人事项，如果知道你还没有对象那更是问个没完，我就是被问了一路，也被打趣了一路。
有时候直说的我哑口无言，要不是同乘一辆车上，我早就尿遁了。因为一路上有了这话题，大家也不显得怎么无聊了，艾冬青也不停的插科打诨，把我调侃的无地自容。
当然我也问了一些真经的问题，特别是这个案子的情况，韩队长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大骂法制科的人混蛋。说这些人只会坐在办公室里瞎折腾，连罪与非罪的界限都搞不懂，这么重大的案件也敢随随便便放掉人犯。要不是他们这么瞎搞，哪会有我们这么被动。
韩队长说到激动时候，是直拍大腿，说哪天逮到机会要好好给这些酸秀才上上课。艾冬青虽然也帮腔埋怨法制科的人，但是他还是理性分析了这个案件中的漏洞。但是韩队长可听不进去这些话，因为这趟出来，成与不成压力全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直说这次压力太大，搞不好会被责难。
我们当然好好劝了一下，一路驱行八百公里，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了武汉。我们问了行动技术支队的兄弟情况，他告诉我们要到晚上飞机才到。于是我们决定在武汉过一夜，和那兄弟汇合后再一起出发。否则我们就算是到了咸宁也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为了跟行动技术支队的兄弟搞好关系，韩队长特意让管帐的朱羽江去买了两条烟，作为礼物送给行动技术支队的兄弟。我们在武汉先找了个酒店住下，我们特意先不去吃晚饭，而是等着行动技术支队的兄弟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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