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又过去了两周，眼看需要排查的人已经快排除干净了。但是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则是毫无头绪，不仅没有可疑的对象，甚至连有动机的人都没有。
这可急坏了李大，于是他又回看那些已经排除的人，怕我们的排除太过武断，没有把嫌疑排除干净，把真正的大鱼放了过去。
为了尽快找到破案线索，李大特意把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领导邀请了过来，想通过行动技术支队的技术支持，再回溯一下已经排除的人员。看看其中是不是有漏掉的线索，为破案找依据。
我们这些侦查员对这案子也是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案子发生的蹊跷，过程也蹊跷。
李大特意让我们把事主找过来，并带到了审讯室里面，想通过审讯的办法把事主的真话套出来。
因为李大认为，事主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向我们隐瞒了一些人和事，而犯罪嫌疑人恰恰就是在这些人和事当中。不是我们排查不努力，实在是犯罪嫌疑人没有在我们的排查范围内。
询问事主，自然不会少了我。我们是苦口婆心的劝事主，告诉他我们都是为了他好，让他放下包袱，把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我们。
无论是他做过的违法乱纪的事情，还是在男女关系上的错误纠葛，通通告知我们。我们会对这些人进行逐一甄别，只要有犯罪嫌疑，我们就会采取措施。这对事主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否则这个隐患不除，不知道什么时候麻烦，又会找上事主。到时候就不是损失十几二十万那么简单了。
事主也深以为然，在我们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和认真的思想工作努力下，事主终于把他做过的一些受贿，找小姐的事情和盘托出。
我们把这相关的人员一一记录下来，特别是这些人的通讯方式，我们借着行动技术支队的东风，对这些重点人员进行甄别。
有了我们第一手的资料，李大顿时也是信心百倍，他联系好行动技术支队的领导，立即到我们刑大，开专案分析会。
我们把前期已经排除的人，和还没有排除嫌疑的人，包括我们近期分析出来的嫌疑对象。分成三个数据包，全部递交给了行动技术支队的领导，希望他们通过技术上的支持帮我们进行甄别。
不过行动技术支队的领导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行事，因为我们提供的数据量太大了，他们真要通过技术手段来甄别，不知道要工作到猴年马月。
于是在专案分析会上，他们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数据碰撞方式。
行动技术支队的领导特意向我们询问了整个作案过程，还有在作案过程当中，这些犯罪嫌疑人是否使用了通讯工具，特别是犯罪嫌疑人是否携带了手机。
我们由于前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对事主的询问，我们从来忽视了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把询问的重点关注在事主的关系人身上，至于整个作案过程的来龙去脉，我们并没有刻画的非常仔细。
行动技术支队领导的问题问在了我们的软肋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李大立即责成我们把事主叫到刑大，并且配合行动技术支队的同志，询问事主一些他们关心的问题。
专案会议进行到这里就暂停了，李大陪同行动技术支队的领导在自己会议室里等消息。
而我协同行动技术支队的工作人员，一起询问事主。
果然行动技术支队的工作人员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大相径庭，他们首先问事主：“这位同志，你当时被绑的时候，有没有留心犯罪嫌疑人在使用什么通讯工具进行联络。”
事主也是一愣，他没有立即作答，而是仔细的回忆了一下。于是事主说：“我一开始被他们按在后座上时，我连头都不能抬起来。因此也没看到他们手上有什么手机一类的通讯工具，我只看到有一个人手上拿着枪，当时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压根儿就没有去关心其他的事情。后来车子启动以后，开了大约10分钟，他们问我有没有银行卡，还有银行卡的密码是多少。我为了保命，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们，并从我的钱包里面掏出了我的工资卡。”
我说：“这个我们知道，你和我说起过，可是这不是我们这些市局同志关心的！”
事主回答：“我要说的是，我把银行卡给他们，把密码告诉他们以后，这个时候开车的人接了一个电话。”
“哦，你是说驾驶员？他用的是什么电话，是移动还是电信，或是联通？”行动技术支队的人急切的问。
事主说：“具体是什么电话我没看见，我只是听见驾驶员在回电话，应该是外面打进来的，是驾驶员在接听。”
“他们说了些什么内容？有关于地域的信息吗？”行动技术支队的人问。
“他们说什么内容我不知道，因为那个驾驶员是用方言接听的电话，我这人出去的少，我也听不出这是哪里的方言。反正我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所以讲了什么内容我不得而知。”事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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