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一年（1733），阿克敦被派往克拜达里克，负责监督军粮供应。这一时期，清廷正在积极准备与准噶尔部落的军事冲突，确保前线物资充足是保障战争顺利进行的关键。阿克敦在这项工作中表现出色，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
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阿克敦被召回京城，并与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一同被派遣出使准噶尔，目的是与噶尔丹策零进行谈判，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这次出使任务极为艰巨，因为噶尔丹策零希望将阿尔泰山纳入其游牧范围，而清廷则坚持维持原有的边界划分。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噶尔丹策零遂派遣使者随阿克敦等人返回京城，继续就边界问题进行商谈。
雍正帝听取了阿克敦等人的汇报，并将相关情况与地图秘密寄给北路副将军策棱，要求他进一步考虑解决方案。策棱建议保持阿尔泰山以北的边界不变，这使得议和暂时陷入僵局。尽管如此，雍正帝还是对阿克敦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继续任命他担任要职，包括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右侍郎等。
乾隆即位后，阿克敦被任命守护泰陵，这是一个重要的荣誉职位，表明乾隆帝对其忠诚和能力的认可。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阿克敦负责管理泰陵的工部事务，继续为皇家陵寝的建设和维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乾隆三年（1738），阿克敦再次被派遣出使准噶尔，这一次他带领侍卫旺扎尔和台吉额默根，旨在传达朝廷关于边界问题的最新决定。噶尔丹策零的使者哈柳随行，表达了准噶尔部落希望在阿尔泰山以北游牧的愿望，并请求将布延图、托尔和两处卡伦移入内地。乾隆帝明确表示可以接受准噶尔部落在阿尔泰山以北游牧，但对于迁移卡伦的要求则予以拒绝，并命令哈柳带回这一决定。
四、屡获升迁
乾隆四年（1739）开始，阿克敦的职业生涯进入了另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年七月，他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负责协助管理全国的水利工程、建筑项目等事务。仅一个月后，他又被委任为翻译会试的副考官，这一职务要求他负责监督科举考试中的翻译部分，确保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到了十二月，阿克敦又被任命为《大清一统志》的副总裁，负责编纂这部涵盖全国各地地理信息的重要文献。
乾隆五年（1740），阿克敦的官职继续变动。三月，他被调任为刑部右侍郎，随后又转任刑部左侍郎，这意味着他在司法系统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四月份，他还被委派负责教导庶吉士，即新科进士中的佼佼者，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导。到了闰六月，阿克敦再次调任，这次是担任吏部左侍郎，负责协助管理官员的选拔与考核工作。同年七月，他又被任命为经筵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乾隆六年（1741）四月，阿克敦被委以协办步军统领刑名事务的重任，这意味着他在军事和司法领域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一职务要求他对步军统领府的刑罚案件进行审查和监督，确保法律的正确执行。
乾隆七年（1742），阿克敦的职业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三月，他被临时任命为正白旗汉军都统，负责指挥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到了乾隆八年（1743）六月，他又被正式授予镶蓝旗满洲都统的职位，这标志着他在军事指挥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
乾隆十年（1745），阿克敦再次获得提升。三月，他被任命为会试正考官，这一职务要求他主持科举考试中最关键的部分，确保选拔人才的质量。五月，他又被任命为《五朝国史》的副总裁，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编纂记录清朝前五个朝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到了六月，他被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继续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乾隆十一年（1746），阿克敦的官职再次晋升。闰三月，他被提拔为左都御史兼议政处行走，这意味着他不仅在监察系统中有更高的地位，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刑部尚书，这是他仕途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他在司法领域的最高职位。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阿克敦被任命为顺天乡试的正考官，负责主持北京地区的乡试，这一职务对于选拔优秀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五、册文风波
乾隆十三年（1748），阿克敦的职业生涯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这一年，他先是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但不久之后就被解除这一职务，转而授予傅恒。这一变动可能让阿克敦感到意外和失落，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同年四月，翰林院向乾隆帝呈递了一份孝贤皇后的册文。这份册文中，将“皇妣”一词翻译成了“先太后”。这一翻译错误引起了乾隆帝的极大不满，因为按照清朝的礼仪制度，“皇妣”是指已故的皇后，而“先太后”则是用来称呼先帝的母亲。这种错误被视为严重的礼仪失误，可能会导致皇室尊严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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