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这起事件中一名英国官员被当地民众杀害，导致英方强烈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派遣高级官员前往英国正式道歉。面对这一外交危机，清政府最终决定派遣郭嵩焘作为首任驻英大使，以示诚意。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国内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许多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认为此举是对国家尊严的损害，甚至有人编造讽刺对联嘲笑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些攻击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闭关自守心态以及对新事物的恐惧与排斥。
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郭嵩焘并没有退缩。他在等待赴英期间还积极参与了其他重要事务，例如署理兵部侍郎一职时，他就针对云南巡抚岑毓英在处理马嘉理案中的失职行为提出了弹劾。郭嵩焘在奏折中不仅批评了岑毓英个人的责任，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整个官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盲目自信、拒绝接受外界变化的传统主义者。这样的言论自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非议，“汉奸”、“贰臣”等恶名纷纷加诸其身。
幸运的是，在这段艰难时期里，郭嵩焘得到了一些开明官员的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李鸿章深知郭嵩焘的价值所在，并在多个场合为其辩护。此外，慈禧太后也多次召见郭嵩焘，给予鼓励和支持，表明了最高层对于改革派力量的认可。
四、驻英使节
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率领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前往英国，开始了他作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的历史使命。抵达伦敦后，郭嵩焘不仅设立了使馆，还在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了驻法公使的职务。在旅途中，他将沿途见闻详尽记录于《使西纪程》一书中，其中盛赞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主张中国应当深入研究和学习这些先进的经验。然而，《使西纪程》寄回国内后却遭到了顽固派官僚的猛烈抨击，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也未能公开发行。
到达英国后，郭嵩焘积极考察当地的政体、教育体系以及科学状况。他访问了多所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及报社，并结识了许多学者专家。尽管已届六十高龄，但他依然勤奋地学习外语，以更好地理解并吸收西方文化与知识。同时，他还不断向国内寄送关于西方社会各个方面的观察报告，并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877年初，正值清军在新疆地区进行收复失地的战役。当时，英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干预这一局势，企图挽救阿古柏政权。回国述职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为此事与郭嵩焘进行了交涉，提出了三项照会章程。郭嵩焘在不清楚具体战况的情况下，曾建议清廷利用这次谈判机会制定合理的协议来确保边疆安全。但当得知英方有意派遣“驻喀什噶尔使臣”时，郭嵩焘立即表示强烈反对，指出喀什噶尔属于中国领土，而阿古柏政权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他认为，在中国正努力恢复主权之际，英方的行为无异于支持分裂势力，因此要求英方收回相关决定。最终，由于阿古柏突然去世，派驻使臣之事未能实现。随后，郭嵩焘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建议清廷授权左宗棠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以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同年年底，清军成功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同年八月，为了保护海外华侨权益，郭嵩焘上奏朝廷建议在华侨聚居的城市设立领事馆。这一提议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并很快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建立了领事机构，从而有效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此外，郭嵩焘还参观了位于伦敦郊区的一家电力工厂，在那里首次接触到了电话这项新发明。他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自己与助手之间通过电话进行通话的经历，表达了对这种新兴通讯技术的好奇与赞叹。
在英期间，郭嵩焘深刻感受到毒品泛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鸦片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为此，他两次上书请求加强禁烟力度，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同时，鉴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郭嵩焘还建议总理衙门编纂一套《通商则例》，以便各省官员及各国驻华使节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章可循。虽然最终并未正式出版《通商则例》，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被翻译成中文供参考使用。
除了上述活动外，郭嵩焘还参与处理了诸多具体外交事务，并接待了中国首批海军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着名思想家的严复等人。郭嵩焘以其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驻在国政府的高度评价，在卸任返回中国时，英法两国都对他表示了不舍之情。
五、黯然归国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嵩焘在英国担任驻英公使期间，与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刘锡鸿是一位守旧顽固的官员，他对郭嵩焘的行为极为不满，并暗中对其进行诋毁。刘锡鸿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一是在参观甲敦炮台时穿了洋人的衣服；二是在见到巴西国王时擅自起立致敬；三是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多次取阅音乐单。这些行为在刘锡鸿看来是违背传统礼节的表现，但在国际礼仪上却是恰当且符合外交惯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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