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自门荫
荣禄的仕途始于他家族的深厚背景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满洲正白旗的一员，荣禄出生在一个享有特权的家庭，这一身份本身就决定了他在清朝官僚体系中的起点要高于普通百姓。正白旗是“上三旗”之一，这不仅意味着荣禄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权力中心。
荣禄的父亲长寿是一名军事将领，在道光年间就因为参与抵抗英国入侵者而在战场上崭露头角。然而，在荣禄的成长过程中，长寿却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牺牲，同时，荣禄的伯父也在同一场战争中阵亡。两位长辈的英勇事迹使得荣氏家族得到了清廷的高度评价，荣禄也因此获得了继承家族荣誉的机会。
根据当时的制度，荣禄作为战死官员的后代，得以通过门荫制度直接进入官场。门荫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继承制度，允许官宦之家的子弟因先辈功勋而获得相应的官职或待遇。因此，在1852年，荣禄被任命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这是对他家族贡献的认可，也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
随后几年里，荣禄的官职不断晋升，从最初的观政到后来的主事、员外郎，最终成为户部银库员外郎。这一系列的升迁反映了清政府对荣禄及其家族的认可，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对于那些出身名门、有着显赫家族背景的人士来说，他们更容易获得高位。
然而，荣禄的成功并非完全依赖于家族的影响。学者戴海斌指出，荣禄虽然出身于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但他并没有通过传统的科举途径来获得官职，而是更多地依靠自己在处理实际政务中的表现以及参与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来赢得提升的机会。尤其是在处理与财政相关的事务方面，荣禄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这使他在户部的工作得到了认可。
二、武事与旗务
荣禄在咸丰末年至同治年间的仕途，是一个从低级官员逐步成长为重要军事及行政官员的过程。这一时期，荣禄经历了清朝内忧外患交织的局面，他的职业生涯也由此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咸丰十年（1860年），荣禄卷入了户部官钱局案，这是一场涉及大量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件，导致了许多高级官员被罢免甚至遭到严惩。荣禄虽被牵连，但幸运的是，他并未因此而中断仕途。咸丰十一年（1861年），随着咸丰帝驾崩，荣禄因捐输军饷而被授予候补道的职位，并很快被委以神机营文案处翼长的重要职务。这一变化得益于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后者在辛酉政变后成为了荣禄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助力。
同治三年（1864年），荣禄担任神机营全营翼长，这标志着他在军事领域内的进一步提升。随后的一年，他受命带领部队镇压所谓的“马贼”，并在不久后获得了副都统衔，同时管理健锐营事务。这一时期，荣禄不仅在军事指挥上有所建树，还在管理军队日常训练和操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面对捻军威胁京师安全的情况，荣禄被指派协助恭亲王奕欣进行防御部署，并因此被提拔为左翼总兵。这次经历不仅加深了荣禄与恭亲王的关系，也为他在军事上的声誉增添了新的一页。此后，荣禄在军队中的地位愈发稳固，先后担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等多个要职。
除了在军事上的成就，荣禄也开始涉足更广泛的行政事务。同治十年（1871年）以后，他开始参与旗务管理，并担任过多个部门的侍郎职务，包括工部、户部和吏部。这些职务不仅让他熟悉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核心运作机制，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同治十三年（1874年），荣禄甚至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皇家的日常事务。
三、切磋与外放
光绪初年，荣禄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遭遇了职业上的低谷。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荣禄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起伏，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变化，也是当时复杂政治局势下的一个缩影。
光绪元年（1875年），荣禄被兼署步军统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职务，负责京城的安全保卫工作。两年后，即光绪三年（1877年），他正式担任此职，显示了他在军事领域的重要性。然而，到了光绪四年（1878年），荣禄的官职再次跃升，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但是，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解除了工部尚书的职务，并辞去了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职位。
光绪五年（1879年），荣禄因为在普祥峪定东陵工程中的贡献而获得嘉奖，但就在这一年，他主动申请离职。紧接着，光绪六年（1880年），荣禄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被指控受贿，遭受降职处分。此次事件不仅仅是个人名誉受损的问题，更是牵扯到了当时的政治斗争。
荣禄的失势，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当时，清朝内部存在着“南北之争”，即以沈桂芬为代表的南方官员与以李鸿藻为代表的北方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荣禄的处境恶化可能与此有关联。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内务府内部的权力争斗也是导致荣禄被排挤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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