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派出使团访问欧美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代表团出访国外，显示了清政府试图与世界接轨的努力。然而，国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如八月份御史德泰因奏请修理园林而被撤职，反映出朝廷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
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清军在国内的战事有所进展，但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二月份刘松山在金积堡作战时阵亡，清廷随即任命其子刘锦棠接替其职务。这一年，清廷还与俄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显示出清廷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谨慎态度。
同治十年（1871年），清军在左宗棠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显着成果，如攻克金积堡，平息了甘陕回乱。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关注与日本的关系，派遣官员筹备与日本的通商事宜。然而，五月爆发的天津教案再次暴露了中外矛盾的尖锐性，清廷不得不采取措施平息事态。
四、亲政时期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同治帝正式亲政的一年，这一年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慈禧太后终于在载淳十七岁时为其举行了大婚典礼，结束了对载淳亲政的拖延。在皇后人选的问题上，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之间产生了分歧，最终载淳选择了慈安太后推荐的阿鲁特氏为皇后，而慈禧太后推荐的富察氏则成为了慧妃。
亲政初期，载淳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在军事方面的胜利，滇军攻克大理，消灭了叛军首领杜文秀等人。对此，载淳给予了适当的奖惩，以此来表彰将士们的功绩。
亲政之时，两宫太后给予了载淳诸多教诲，要求他遵循家法，注重用人和行政，不可荒废学业。同时，他们也要求内外臣工尽忠职守，共同克服困难。载淳在正式亲政后，发布诏书表达了自己遵循慈训的决心，强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理念。
随着亲政的到来，同治帝也开始接触更多的国际事务。六月份，日本、俄国、美国等国的大使在紫光阁觐见了载淳，并呈递了国书。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清朝对外交往的开放态度，也表明载淳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
然而，载淳亲政后不久，就提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计划——修建颐和园。这一决定引发了朝臣们的广泛反对。尽管修园的目的被宣称为是为了方便太后颐养，但实际上载淳可能是希望通过此举来摆脱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然而，修园所需的资金和材料在当时都是巨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刚刚结束大规模镇压内乱之后，国家财政状况十分紧张。
面对御史沈淮、师傅李鸿藻以及翰林院侍讲学士李文田等人的劝谏，载淳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依然坚持修园计划。这也反映了载淳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慈禧太后的影响之外行事的决心。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尽管有许多反对声，重修圆明园的工程还是正式开工了。
五、早年崩逝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同治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不仅标志着他的短暂统治即将结束，也预示着清朝即将迎来新的变革。
年初，日本借台湾高山族误杀琉球船民之事，出兵台湾，这对清朝的外交和军事构成了新的挑战。尽管当时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仍需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三月，日军正式侵入台湾，这一事件凸显了清朝在维护领土主权方面的无力感。
随着慈禧太后的生日临近，五月，朝廷为庆祝她的万寿节，对在京的旗官进行了恩赏，这显示了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影响力依然强大。而在六月，翁同龢被任命为直弘德殿的职务，意味着他在教育和辅导年轻皇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十一月，清廷规定所有的内外奏牍都要呈报给两宫太后审阅，这进一步巩固了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在朝中的权威。同月，慧妃被晋升为皇贵妃，珣嫔被晋升为珣妃，这些人事变动反映了宫内的权力格局变化。
然而，就在同治帝即将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之际，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十二月甲戌日（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帝因染上天花不幸去世，这标志着他的统治戛然而止。
同治帝的早逝，对于清朝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两宫太后迅速行动，召来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继承大统，成为新的皇帝。同时，赐予奕譞亲王世袭罔替的荣誉，并免除其在朝会上的行礼义务。随后，载湉被迎入皇宫，与慈安太后居住在钟粹宫，慈禧太后则居住在长春宫，两宫太后再度开始了垂帘听政。
为了表示对同治帝的哀悼，朝廷下令停止了三海工程，并宣布次年为光绪元年。同治帝被追封为“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庙号穆宗。其皇后阿鲁特氏被追封为嘉顺皇后，而皇贵妃则被封为敦宜皇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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