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明珠一行的是数十着飞鱼服的锦衣卫，不过和南都城中的锦衣亲军不同的是，这些锦衣卫的臂膀上印有“内卫”二字，南都的亲军臂膀上却什么也没有。
太平军中知道锦衣内卫存在的人并不多，南都朝堂也只寥寥可数几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作为军情司直属的武装力量，锦衣内卫不归任何衙门统率，也不向皇帝负责，他们和南都的锦衣亲军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听命于军情司大使张安，而张安则唯周士相之命是从。
在渊源上，锦衣内卫和几年前太平军刚刚成立时，以死囚和重犯组成的“特种兵”有很大的关系。当年负责指挥特种小队的陈默焚烧广东水师营地壮烈殉国后，残存的“死士”便被周士相拨到了军情司属下。原本只是想让张安手下能有更多的人手可以调用，不想张安却着实是个人材，对情报机构组建无师自通。经他几年发展，如今的军情司早已不再是当年赶鸭子上架的空壳，而是成了一个拥有情报及后勤支援人员三万余的庞大组织，俨然已经成为军帅府的最大机构。
如此庞大的军情司，每年耗费的钱财自是天文数字。自始至终，周士相都是将军情司的经费列为独立拨款，由现在改名为大明银库的原广东银库直接拨付，不经朝廷户部，也不经军帅府的户科。若用军费核算，军情司一年的花费足够四个镇的开支。这对于哪怕获取了江南这等钱粮重地，财政也不算十分宽裕的周士相而言，也是一个让他时常会抓狂的无底洞。
好在，军情司的投入虽大，但收获也大。至少，周士相现在不用担心对于外界情报的两眼睁瞎。每天，都有从各地传来的情报汇集到军情司，再一批批的呈到周士相案桌上，让他能够清楚知道除了他以外，他的对手和朋友们都在做什么。
一张详细的地图，一份详细的情报，二者结合的威力绝对不弱于一支最能打的精兵。
孙子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周士相想要知己知彼，就必须重视情报工作，由此军情司的壮大在所难免。
不过为了控制军情司，免得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在将来会反噬，或尾大不掉，成为自己继任者的大麻烦，周士相严格审计军情司的每一项拨款，更不许军情司通过他们自身的渠道经商，也不许他们开辟任何“财源”，种种限制加上张安对周士相的忠诚，军情司的运转暂时还是让周士相十分满意的。
但再满意，周士相总有担心，当初张安未经他同意就擅自处置了耿精忠一事，让他始终耿耿于怀。他有疑惑，自己在，能够控制住军情司，但若哪一天，自己不在了，这个庞大机构会做些什么，会不会服从新主，他却是无法预知。
周士相将这个担忧告诉了宋襄公，未料，宋襄公在回信中却让他不必担忧军情司会反噬。
宋襄公告诉周士相，当年的东厂可比现在的军情司更为庞大，权力也更大，可有明一代，可曾听闻东厂噬主的？
周士相一想也是，明朝历史上，有东厂，有西厂，还有内行厂，涌现了那么多的权监，可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厂卫尾大不掉，反噬朝廷的事。由此证明，情报机构哪怕规模大到吓人，权力也大到让人谈之色变的地步，其也不具备操控朝政的能力，更不可能会影响国策。换言之，只要中央政府和各级官府与军队不烂掉，情报机构永远也不可能独立来一场“改朝换代”，甚至发动宫廷政变也不能。他们只会是决策者的助手，提供情报的来源，而不是决定决策的主导。
周士相唯一要做的就是牢牢掌控军情司的人员任免，不使一人长期在位。比如张安再忠诚，耿精忠之事也隐隐有了自作主张的苗头，这是万万不能容许的。周士相考虑辽东事毕，就将张安调离军情司，对司中要害人员进行定期更换。为了安抚张安，也酬其这些年的劳苦功高，周士相拟授张安为伯爵。若此事得以实施，那张安就将成为有明一代，第一个以“番子”身份晋爵之人。这倒和周士相前世某位晋升大将的情报人员很相似。
当初在周士相的默许下，张安成立了直属军情司的情报武装力量，初期只是负责接应和剌杀、剌探等任务，现在随着太平军的壮大，这支武装力量也变得壮大，并且正规起来。当年不过几十人的军情特种小队，现在已经拥员三千余，并被周士相赐名为“锦衣内卫”。
从“死士”摇身一变为大明朝的“锦衣内卫”，用周士相的话说，就是鸟枪换炮。若陈默在天之灵，知道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那些人如今成了锦衣内卫的大官，恐怕也能瞑目了。
锦衣内卫的存在，使得军情司可以在不和地方、驻军打交道的前提下，就能直接调到人手进行抓捕。如此，锦衣内卫和当年东厂的番子更是相像，甚至可以说是一脉同源了。不过锦衣内卫抓捕的对象仅限于敌对一方的细作，对官吏将领，锦衣内卫不能擅自进行抓捕。必须在查证实据下，上报军帅府，由周士相批准，领取军帅府发给的“驾贴”才能进行抓捕。这和当年东厂办案的程序如出一辙。因为自己领导的军情司和当年的东厂太像，所以就连张安也时常会自嘲自己是“公公”，不过他这公公终是有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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