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知道……然则岁办和坐派是没办法的。”帅嘉谟自己也知道这辩解是何等无力，声音恰是苦涩得很，“就比如说是挑夫，身上既然背着几百斤的负担，哪怕能够减少半斤，也足以让他感恩戴德了。汪公子，朝三暮四的故事，用在寻常百姓身上，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我只想争一争，何尝想到会引来这么严重的反应！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
对着整个人再次憔悴一如当初在京师受伤时的帅嘉谟，汪孚林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苦笑道：“不是我泼冷水，徽州府你目前是呆不下去了。你想回老家就回老家，我贴补你银子。要是老家不想回去，就去杭州我那镖局里头当个账房先生，那些讲义气的汉子会护着你。我能把歙县令薛超给顶回去，那是因为此人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卑劣无耻，又庸碌贪婪，不得人心，可若是姚府尊又或者冯观察要拿你，我就拦不住了。走吧，立刻就走。”
这种动辄就立刻要跑路避灾的日子，帅嘉谟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唯有这次眼看成功在望，却突然闹出这么大的波折，他因此分外失落。然而，汪孚林在他家中被围之前紧急派人赶到转移走了他们一家人，而后又在县衙驳回了薛超要出牌票的命令，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了，他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我听汪公子的。”帅嘉谟低声说出了这几个字，随即在沉默片刻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去杭州。”
那个老家只不过是籍贯上的家乡，对于从小在歙县，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长一段岁月的他来说。老家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挂念的地方。语言不通，亲戚如同路人，尤其是他这样狼狈不堪地灰溜溜回去。不是送上门的笑柄？
帅嘉谟带着家眷悄然离城的这一天，歙县县衙中也换了主事人。对于县令薛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知府姚辉祖可谓是耿耿于怀，得知人吐血晕倒，立时以薛超病重为由，传令喻县丞署理县衙事务。本是监生出身的这位喻县丞从前被薛超压制得很惨，甚至之前去迎接帅嘉谟回城的时候，都是赵主簿出面，没他的份，可如今却突然得到这样的机会。那感激涕零就别提了。
尽管要想在歙县从县丞变成真正的县令是不大可能了，但这一份考评如若能够上去，熬满资格后，下一任选个县令却大有希望！
因为汪孚林从松明山老宅搬到县后街之后，喻县丞便由刘会亲自领着来拜过门头，因此眼下得了署理的名义，他就立时备齐礼物再去汪家拜谢，谁知道敲开了门之后，却得到了汪孚林不在家，而是已经去了府衙的答复。思忖眼下府衙那边正在收拾残局的当口。刚刚挂着署理名头的他可不敢去搅扰姚府尊，便满脸堆笑地希望能够留下礼物，可亲自应门的金宝却向他转达了汪孚林的话。
“二尹。家父说，近来若是有送礼的，一概推却不收。如果喻县丞您来，就让学生带个话，您只要多体恤歙县子民，不要像薛县尊那样偏听偏信，急躁冒进，催科的时候几乎要逼死人，均平夏税丝绢的时候却慷慨激昂满嘴都是漂亮话。遇到事情就想到丢出别人来顶罪，这就行了。”
喻县丞没想到汪孚林让养子转达的话竟是如此直接。心里明白薛超这一次怕是会被踩上一万脚。可他乐得如此，即便备好的礼物人家不收。但心情却反而很不错，乐陶陶地就回县衙去了。
而同一时间，汪孚林正坐在徽州知府姚辉祖下手边。屋子里主位两侧，酸枝木的椅子下头是同色材质的脚踏，一色都是姚辉祖在段朝宗离任之后置办的东西。一旁是府衙户房一个司吏两个典吏六个白衣书吏，一沓账册摞起老高。正如之前帅嘉谟告状时所说的，徽州府衙户房总共九个人，却没有一个是歙县人，司吏是婺源人，两个典吏一个婺源一个休宁，其余六个则分属五县。不管这是这一任的巧合还是其他，此时九个人却全都绷紧了神经。
毕竟婺源和休宁闹得这么大，如果府尊要拿他们开刀，就算叫撞天屈也没用！
“歙县人丁每丁征银一钱五厘四毫，田每亩征科银八分一毫，地每亩征科银四分七厘四毫，山每亩征科银三分三厘一毫，塘每亩征科银八分九厘七毫……”
六县赋税的具体计量方式被这些吏员一一诵读出来，仿佛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每年夏税秋粮都是按照这个数目来征收的，数量极其微薄，但汪孚林却清楚得很，这种简明的规则在任何府县都不大可能，因为这是按照赋税总额以及田亩户口数量来计算的，可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多少官宦富户是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又有多少田地是投献在这些衣冠户的？
而且，岁办岁贡数目未必一定，怎可能只收这么一点？
“别念了！”姚辉祖火冒三丈地制止了这些吏员的照本宣科，等到把他们全都驱赶了出去，他方才脸色凝重地对汪孚林说：“世卿，你我之前全都对外宣称，要公开公正公平地处理这夏税丝绢纷争，可话是说出去了，此事终究要办。你不想歙人戳着你的脊梁骨说你偏帮外人，我更不希望其余五县再出什么纷争，既然把歙县独派的六千余两丝绢夏税均派到其余五县，会惹来这样的反弹，那到底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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