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亲自来了，握着杨大山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最后，他只是用力拍了拍杨大山的肩：“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炊烟重新在哨所升起。老赵用新送来的面粉蒸馒头，白面的香气飘出来，所有人都拼命咽口水。周小川一口气吃了三个，噎得直瞪眼，杨大山给他拍背，咧着嘴笑。
那天晚上，月光特别好。吃过饭，杨大山说：“走，巡线去。”
“班长，今天不是巡过了吗？”
“再去看看。”杨大山拎起枪。
五个人，一条狗，沿着铁丝网慢慢地走。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沙地上，像一列移动的雕像。走到界碑处，杨大山停下来，像往常一样，把手贴在碑面上。
“今天，是10月26日。”他突然说，“1950年的今天，第一批勘界兵在这里立了这块碑。当时没有机械，全靠人扛。碑立起来那天，有个小战士，才十七岁，绕着碑跑，一边跑一边喊：‘咱们的！这是咱们的！’”
他收回手，看着五个兵——不，现在是四个了，铁蛋不算——一个个看过去：“七十三年了，碑还在这儿。立碑的人，有的老了，有的走了。可碑在，线在。为啥？因为一代代人，像咱们今天这样，守在这儿。”
他顿了顿，声音在月光下格外清晰：“咱们脚下这块地，看着是沙子，是石头。可地底下，埋着先辈的骨头，洒着先辈的血。每一粒沙子，都记着他们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刻着他们的誓言。这，就是国土。守住了，咱们的子孙后代，就能在自家的地里，安安稳稳地种庄稼，过日子。”
周小川看着界碑。月光下，花岗岩泛着清冷的光，“中国”两个红字，像两簇不会熄灭的火。他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就像一棵树，把根扎进了深土，再大的风沙，也吹不走了。
三年后，周小川服役期满。离队前夜，他最后一次巡线。还是那条路，还是那道铁丝网，但感觉不一样了。他熟悉每一道沙丘的曲线，每一丛骆驼刺的位置，甚至哪块石头下住着一窝沙鼠。
在界碑前，他停下，学班长的样子，把手贴在碑面上。石头温热——白天吸饱了阳光，这会儿正慢慢释放出来。他闭上眼，感觉那温度顺着掌心，流进血管，流遍全身。
“班长，我要走了。”他对着碑说，也对着脚下的大地说。
风从戈壁深处吹来，卷着沙砾，打在他脸上，不疼，像告别。
第二天，送行的车来了。杨大山带着人列队，敬礼。周小川还礼，手抬到一半，眼泪就下来了。
“哭啥，又不是不回来。”杨大山替他整了整衣领，“回去好好干，别忘了，你曾经是‘一棵树’的兵。”
“忘不了。”周小川用力抹了把脸，“班长，保重。”
车开了。他从后窗回望，哨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黄色背景上的一个黑点。只有那棵枯死的胡杨桩，还倔强地立着，像大地举起的手臂，在蓝天下，挥别，或者召唤。
很多年后，周小川成了建筑工程师，参与了许多大工程。每次站在高楼顶端，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他总会想起戈壁，想起界碑，想起那个把最后几棵青菜煮了汤的夜晚。
有一次，他负责的一个项目在西北，路过“一棵树”。哨所已经重建了，崭新的营房，太阳能板闪着光。他下了车，慢慢走到界碑前。
碑还在，只是更光滑了，红漆新刷过，鲜亮得像血。他伸手去摸，那温度，那触感，和当年一模一样。
一个年轻哨兵跑过来，敬礼：“同志，这里是军事禁区...”
周小川还礼，微笑：“我知道。我从前在这儿当兵。”
哨兵愣了愣，随即笑了：“老班长！”
那天，周小川在哨所吃了饭，听现在的兵讲新故事——装了净水设备，通了网络，菜地里不光有白菜，还有西红柿、黄瓜。但他最想看的，是那棵枯胡杨桩。
还在，只是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胡杨，一人多高，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
“自己长出来的。”哨兵说，“也没人种，就长出来了。”
周小川看着那棵小树。在无边的黄沙中，它绿得那样骄傲，那样理直气壮。他突然明白了，有些东西，是埋在地下的根，是刻在石头上的字，是流在血里的盐。风沙掩不住，时光磨不灭。
就像这界碑，就像这棵树，就像那些把名字写在风里、把骨头埋进土里的人。他们沉默地站着，站成一道线，一道墙，一道光。于是，在这道线里，墙内，光下，山河静好，炊烟不断。
而他，曾是这光中的一粒尘，这墙上的一块砖，这线上的一颗钉。这让他往后所有的日子，无论走在多繁华的街，站在多高的楼，脚底都有根，心里都有底。
离开时，年轻的哨兵们列队敬礼。周小川举手还礼，转身走向等他的车。戈壁的风吹过来，带着沙土的气息，那么熟悉，像故乡。
他抬起头，看见湛蓝的天，和天边一道银亮的线——那是正在修建的高铁，从戈壁中穿过，像一支射向未来的箭。
而在箭镞所指的方向，更远的地方，成千上万个“一棵树”哨所，成千上万个杨大山和周小川，正站在各自的界碑旁，手掌贴着温热的石头，看着太阳照常升起。
每一天，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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