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逾矩。
没有牵手，没有拥抱，甚至没有一次并肩坐在门槛上的长谈。最多是他教我辨认田埂边的草药，我踮脚为他拂去肩头飘落的槐花；是他蹲着为我系松开的鞋带，我屏住呼吸，看他低垂的睫毛在晨光里轻轻颤动；是他暴雨夜冒雨送来一捆新割的艾草，挂在我家门楣上驱邪，自己浑身湿透，发梢滴着水，却只笑着说：“艾草熏得香，蚊子不敢近你。”
可有些东西，比触碰更沉，比言语更响。
比如他送我的第一本书——《飞鸟集》。扉页上没有题字，只在右下角，用铅笔画了一只极简的鹤，单足立于水边，长颈微曲，喙尖轻点水面，漾开一圈极细的涟漪。那涟漪，我数过，共十七道。
比如他离开前夜，我发烧到三十九度，昏昏沉沉躺在竹床上，听见窗外有极轻的脚步声。接着，一只微凉的手覆上我的额头。我睁眼，月光正斜斜切过窗棂，照见他半边侧脸，下颌线绷得极紧。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浸了井水的毛巾，一遍遍敷我的额头。毛巾凉了，他就去井台绞干，再浸，再敷。整夜，他坐在床沿矮凳上，背挺得笔直，像一杆不肯弯的青竹。天快亮时，我烧退了，迷蒙中看见他伏在床沿睡着了，一只手还搭在床沿，指尖离我的手指，只有半寸。
那半寸，是整个西岭最寂静的旷野。
他走那天，我没去送。
躲在谷仓顶的破瓦缝后，看着他背着那个旧帆布包，沿着田埂往镇口走。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踏得很实。晨雾弥漫，稻叶上露水丰盈，他经过的每一处，脚印都清晰印在湿润的泥土上，又被雾气温柔地洇开边缘，像一幅未干的水墨。
我数着他留下的脚印。
一共三百二十七步。
第三百二十八步，他走出我视线，拐过那棵老槐树，再没回头。
十年。
我考学，离乡，工作，恋爱，分手。在档案馆整理泛黄的户籍册时，指尖拂过那些褪色的墨迹，恍惚又触到西岭湿润的泥土；在地铁拥挤的人潮中，忽然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艾草香，猛地抬头，却只见玻璃幕墙映出自己苍白的脸；在某个加班至深夜的凌晨，推开窗，看见城市上空稀薄的星子，心口毫无预兆地一缩——那感觉，像赤脚踩进十年前那片被他踩软的水田，温软之下，是猝不及防的、深不见底的凉。
我始终没再恋爱。
同事介绍的对象，温文尔雅，有房有车，聊起未来规划条理清晰。我笑着听，点头，最后婉拒。对方问原因，我沉默良久，只说：“我心里，有片田，别人踩不进去。”
他们不懂。那片田，早已被一个人的脚印，密密匝匝，踩成了无法复原的版图。
直到去年深秋，我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挂号信。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边角磨损，邮戳模糊，只依稀辨出“青芦镇”三字。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边缘微卷，显影有些过，暗部浓重。画面是西岭水库的坝堤。秋阳斜照，水波粼粼，堤岸上站着两个人。前面是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约莫五六岁，正踮着脚，努力想够堤栏上一只停驻的白蝴蝶。后面是个少年，身形清瘦，微微俯身，一手虚护在女孩头顶，另一只手，食指与中指并拢，轻轻点在女孩后颈衣领下方——一个极其克制、却又无比笃定的守护姿态。
照片背面，一行钢笔字，墨色沉郁，力透纸背：
晚晚，
我替你踩了十年泥巴。
现在，换你替我，踩一踩这硬邦邦的水泥地。
——沈砚
照片右下角，压着一枚干枯的、却依然保持完整形态的枫叶标本。叶脉清晰，赭红如血。
我捏着照片，站在档案馆三楼的窗边，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秋日。楼下梧桐叶正簌簌飘落，像一场无声的溃败。我忽然想起六岁那年，他蹲在我面前，擦掉我鼻尖的汗珠。原来有些触感，竟能横跨二十六年光阴，依旧新鲜如初。
我订了最早一班回青芦镇的火车。
没有通知任何人。
推开西岭村口那扇熟悉的、漆皮剥落的木门时，是下午四点。夕阳熔金，将整片田野染成一片流动的琥珀色。我看见他了。
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他穿着深灰色夹克，身形比少年时更沉实，肩背宽阔，却仍保持着一种内敛的挺拔。他正低头看着手机，屏幕光映亮他半边脸——眉骨更高了，下颌线更利落，眼角有了细纹，可那双眼睛，依旧沉静，含着水光，像雨后西岭水库最深的那一片。
他抬起了头。
目光穿过三十米的距离，穿过飘落的槐花，穿过十年光阴的尘埃，稳稳落在我脸上。
没有惊讶，没有激动，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平静，仿佛他早已在此等候，不是十年，而是整整一生。
我站在原地，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脚下是西岭坚实的土地，可我的脚，却像第一次学步般，微微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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