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笑道：“儿子，你对孔子的看法跟我小时候一样，真是不谋而合。我小时候总觉得孔子并不像什么圣人，倒像一条无家可归的丧家犬，等到长大了，经历了许多世事的的磨砺，渐渐有了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春秋末期，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制度已经分崩离析，周公的礼乐政治体制已经遭到破坏、摒弃。孔子是个保皇派，所以大呼世风日下，‘礼坏乐崩’，到处游说恢复周公之礼，兜售他的仁爱主张。各诸侯国的国王正忙于兼并争霸的战争，怎么能听孔子那套恢复周礼和仁义爱人的主张呢。孔子生前抑抑不得志，不幸又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悲伤过度，贫病而死。但是从汉武帝开始却被历代统治者捧上了神坛，奉为圣人。”
儿子认真地问：“爸爸，真实的孔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天赐说：“真孔子是一个保皇派，他算不上什么政治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者、模范的伦理道德家、伟大的民间教育家。他自己也承认他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是一位温良恭谦让的堂堂君子，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性情中人。儒家学说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孟子是一位有智有谋的儒学大师，他不像孔子那么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他是个为民请命的革命派。荀子学识异常渊博，他说的礼与孔子的礼不同，加进了法治成份，主张君主集权，发展了儒家学说，创立了荀派儒学，是个中庸之道的改良派。”
儿子问：“何谓革命派？革命和反革命如何解释？”天赐说：“‘革命’二字最早出于《易经》，其中的‘革’卦中有一段‘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话，从中就可以明白，何谓革命，何谓反革命了。只有顺乎天又应乎人的仁义之举，才能称得上是革命派。逆乎天又逆乎人的便是反革命。夏王桀荒淫无道而失去民心，商汤趁夏乱而剪灭了夏的许多属国，扩大自己力量，后来又灭了韦国和顾国，举兵伐夏，夏桀败走，汤灭掉夏的最后一个属国昆吾，同时也灭了夏桀。有诗歌颂扬商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商汤顺应天道和民心，伐灭了失天道和失民心的夏桀，这就是所谓的革命。二百七十三年后，商王纣也是荒淫无道而失去民心，周武王顺应天道民心，发动了伐商的革命战争，牧野之战灭了商纣。但是周武王没有彻底消灭其残余势力，紧接着发生了以武庚为首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武王死后，他的弟弟周公旦历经三年东征，终于平息了叛乱。可见革命和反革命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矛盾的方面，看其是否顺应天道民心。旬子把君王和百姓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他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警告君王，要他们仁政爱民。我认为旬子的这句话却好对所谓天道和民心的含义作了最好的阐述。《周易》中的汤武革命，存在着一种天道民心循环往复的规律。”
儿子问：“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养士纳贤，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打破了官府、贵族的垄断，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思想学术空前繁荣，民间教育开始普及。可是到了秦始皇和汉高祖时代，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命运十分悲惨，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蔑视儒家和儒生。爸爸，秦始皇和汉高祖是这样做的吗？”
天赐说：“秦始皇赢政采用李斯的建议，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废除了周朝的封国建藩制度。秦朝设置博士官，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都可以立为博士，博士官多达七十余员。后来秦始皇为了防止封建贵族割据复辟，下令将以古非今的六国史书焚毁，但其他图书并没有烧毁。秦始皇只是将反对他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坑死，而其他儒生都不在坑死之列。历代焚书坑儒的暴君不止秦始皇一个，其实大规模焚书的是项羽和萧何，项羽入咸阳后，将秦宫博士官典藏的图书烧得荡然无存，而一次坑儒成千上万的暴君大有人在。但后人却只骂秦始皇一人是焚书坑儒的暴君，真是冤枉了秦始皇，总有一天有人会站出来给他平反的。汉高祖刘邦继续实行秦朝的挟书之律，蔑视儒家和儒生，博士制度虽然依旧存在，但只有叔孙通一人，儒家学术渊源几乎完全断绝，而道家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得到提倡，各流派思想家也乐于称说黄老之术。”
儿子问：“据说是汉武帝将孔子捧上了神坛，从此几乎源源断绝的儒家学说成为至尊至上的国学。”天赐说：“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死后，汉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并将黄老刑名等百家之术一律排斥于官学之外，聘用、延揽、礼待儒生数百人，史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首倡并奠定了新儒学的基石，他借用阴阳学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新儒学神化了专制皇权，并将皇权和神权、族权、夫权这四种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束缚百姓的四根绳索。新儒学主张阴阳相兼，德刑并用，所谓德，主要是仁义礼学，人伦纲常。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已经不是孔子当年克已复礼的儒家学说，而是吸取了法家的酷刑峻法，力图用刑法来加强统治。汉武帝一方面虚伪的施行仁义，一方面制定刑法，重用酷吏，这就是所谓的‘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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