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光政变发生后，胡太后被迅速幽禁起来。在这段时间里，胡太后一派，曾试图发动两次反抗，但都不幸地以失败收场。
第一次尝试时，他们精心策划并准备充分，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解救胡太后。第二次反抗更是充满了悲剧色彩，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却依然无法改变局势，只能无奈地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一系列事件让胡太后一派，陷入了绝望和无助之中。
公元520到公元525 年，胡太后被幽禁的五年时间里，北魏的政治局势，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与黑暗。
权臣元乂与宦官刘腾，狼狈为奸，独揽朝政，致使朝纲崩坏，政治事务被极度懈怠对待。他们肆意妄为，任人唯亲，导致“政事怠惰，纲纪不举，州镇守宰，多非其人”的复杂政治局面。许多重要的职位，被他们安排给了那些毫无才能和品德的人。这些人只知谋取私利，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对地方的治理，更是一塌糊涂。
例如，在某些州郡，官员们横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农民们辛勤劳作一年，却往往连温饱都无法保障，而官员们却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523－524 年，爆发了规模宏大且影响深远的六镇起义。六镇地区的民众，长期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和沉重的压迫，他们忍无可忍，终于奋起反抗。
起义军的力量，如汹涌的浪潮，猛烈冲击了北魏政权。他们的行动，不仅表达了对不公的愤怒，更揭示了北魏政权内部的腐朽和无能。
这次起义，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众对黑暗统治的有力抗争。它标志着北魏政权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六镇起义，反映了当时底层民众对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这场起义所带来的冲击，让北魏政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公元 523 年二月，宦官刘腾，在历经了风云变幻的宫廷生涯后，终是与世长辞。 刘腾此人，生前在宫廷中，权势熏天，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他的离世，使得宫廷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刘腾死后，胡太后身边的防卫状况，确实有所松懈。原本刘腾在时，胡太后身边的防卫，可谓是森严壁垒，滴水不漏。然而此刻，防卫的人员配置，出现了空缺，巡查的频率，也大幅降低，这无疑给了一些潜在的威胁以可乘之机。
而元乂，这位在宫廷中同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时常外出游玩，乐不思蜀，流连忘返。身边的谋士和忠臣，屡屡劝谏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他陈述过度游玩，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对自身地位和朝廷局势的潜在影响。然而，元乂却一意孤行，对这些苦口婆心的劝谏，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不予采纳。
胡太后得知了这种情况后，心中忧虑重重。她深知元乂的行为，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对于宫廷的稳定和权力的平衡，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自己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机会，也就在眼前了。
在公元 524 年，那个萧瑟之秋。胡太后当着孝明帝元诩以及满朝群臣，愤懑而又悲切地说道：“今竟如此隔绝我母子，不许我在儿间，自由往来，那还要我何用？不如放我出家，我定当永远诀别这尘世，于嵩山的闲居寺，专心修道。”言罢，胡太后便毫不犹豫地伸手，拿起身旁的剪刀，作势要削发为尼。
元诩和群臣见状，顿时大惊失色，他们纷纷跪地叩头，涕泗横流，苦苦哀求胡太后，收回成命。然而，胡太后此时的声色愈发凌厉，那坚定的意志，仿佛磐石一般不可动摇。
孝明帝元诩内心，焦虑万分。为了挽回局面，他选择留宿于嘉福殿数日，试图与胡太后共同谋划，如何废黜权臣元乂。
不过，在表面上，元诩却与元乂的来往愈发密切，甚至在元叉面前声泪俱下，将胡太后对自己和群臣所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知了元乂。
元乂听闻之后，竟深信不疑。他认为元诩此举，是真心顺从，便劝说元诩，应当顺从胡太后的意愿。就这样，在元乂的“建议”之下，朝廷解除了两宫之间的禁令，胡太后终于得以再次踏入元诩所居的显阳殿。
要知道，在古代的宫廷之中，权力的争斗向来波谲云诡。胡太后与孝明帝元诩母子之间的关系，受到权臣元乂的干扰，陷入了极度紧张的境地。
这种母子分离、权力被分割的局面，在封建王朝的历史长河中并非罕见。从过往的诸多宫廷争斗案例来看，权力的欲望往往会让人迷失心智，亲情在权力面前也变得脆弱不堪。而此次胡太后以出家相逼，孝明帝元诩的暗中谋划，以及元叉的误判，都成为了这段复杂宫廷斗争中的关键节点。
元乂曾经推举自己的亲戚元法僧，出任徐州刺史一职。岂料元法僧竟胆大包天，悍然占领徐州造反。此事令朝野震惊，胡太后更是在诸多场合，屡屡提及，言辞之间满是愤懑与指责。元乂每每听闻，心中懊悔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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