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依次从玉函中拿出诏书，分发给四人。所谓诏书，本质上就是国家名义发布的命令，里面写明了具体内容、执行人等信息，简单地，可以看做是军队中的“虎符”。
四份诏书，是郭荣多方思量、精心布局的结果，旨在“制衡”朝中各方力量，确保自己的儿子江山稳定。
第一份诏书，交给王朴的，诏书的内容可以归结为“笼络外戚”，笼络的对象，就是符彦卿。这个差事交给王朴很合适，因为王朴虽然军功不大，但是常年耕耘于汴梁城中，对于官僚体系十分熟悉，上上下下的人员，他都十分了解并且掌握的很好。
从历史上看，“外戚干政”是导致朝廷不稳的重要原因，甚至会出现“外戚篡位”的现象，如王莽、杨坚等，但郭荣从制衡军事力量的角度出发，又不得不笼络外戚。原因在于，后周建立之后，为了避免大唐帝国后期出现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现象，郭荣采取了“削弱地方、中央集权”的政策，中央军的力量异常强大，地方军事力量想要翻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由此，就引发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军一定可靠吗？”没错，郭荣长期直接领导禁军，他深知手下这批武将的能耐和秉性，忠诚这种东西存在的前提，在于一个具有足够威慑力及领导力的人存在，而那个人就是自己！如今，他必须扶植一个脱节于中央军的外戚，在关键的时候发挥制衡作用——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他为何火速册封小符皇后——符彦卿是天雄军节度使，长期驻扎北方，为了防范契丹、北汉，力量自然是不弱的。诏书中已经写明，册封符彦卿为魏王，如此一来，符彦卿不仅是国丈，手中有兵权，更是进阶到公卿爵位，地位更加牢固。自己的儿子郭宗训是符彦卿的外孙，一旦中央军有变，符彦卿就能以“清君侧”的名义从北疆反攻汴梁。
第二份诏书，交给窦仪的，身为右补阙，在中书省有较高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这位相当于“蒋校长”的人物，在大周新晋官员当中又很高的威望。
后周对贡举体制做出的改革，革除了有唐一代的复杂方式，像诗仙李白那样“以名入仕”的情况基本不存在，而科考上来的官员，大多又根基不稳、没有裙带关系。如此一来，窦仪利用新晋官员，能够为郭宗训打造一个强大的朝廷班底。为了让一切顺理成章，诏书中对郭宗训进行了火速提拔，从一名不文直接册封为“梁王”，这样在管理、任用官员方面才师出有名——这也是无奈之举，郭荣尽管已经登基称帝，但他却认为，儿子还小，早早地封王并非好事——可如今，为了保障郭宗训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他也不得不“拔苗助长”一般地火速赐予王爵。同时，诏书中任命窦仪为东宫首席，因为郭荣很明白，他已经没有时间亲自调教儿子，这一重任交给窦仪，也可见信任之大。
第三份诏书，是给李谷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建立文管集团的“铁三角”。李谷被任命为殿前辅政御史，这算是郭荣深思熟虑之后，专门在文官制度上增设的一个岗位，它管理的范围很小，但作用却很大。因为诏书上写明，范质被任命为平章事、兵部侍郎、枢密使等职位，王溥被任命为平章事、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位，魏仁浦被任命为平章事、枢密院主事、中书侍郎等职位，三人一共进入后周中枢，不难看出，三个人并列为宰相，但职位又有所分别，可以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加上李谷作为殿前辅政御史，在这个“铁三角”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保持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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