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51岁时，柳永才考中举人。庆历三年，柳永调任泗州（今江苏淮安盱眙境内）判官。当时柳永已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改官，但由于文臣嫉妒，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选调”，遂有“游宦成羁旅”之叹。同年秋，为了讨好朝廷，柳永献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语，导致一些文人以“不合圣意”为由，继续对他进行打压排斥。
柳永前去找政府宰执申辩。宰相晏殊说：“贤俊作曲子么？”柳永说：“我就像相公你那样作曲子。”晏殊说：“我虽作曲子，但没有写过‘针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啊。”
这些达官权贵，“白天满口道德文章，黑夜完全禽兽做法”。
柳永看到对牛弹琴，也不再说什么，就退出去了。
柳永仕途失意，一生蹉跎困顿，自称“白衣卿相”，成为名扬天下的“风流才子”。宋廷少了个卑鄙猥琐的官员，多了一个千古流传的风流才子。坊间歌妓的口中就流传“不愿君王叫，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也叫“上风流冢”。
名满天下，誉满天下。柳永的一生，烟花陌巷、寻常百姓、秦楼楚馆、富商大贾、朝堂卿相争相崇拜。
宋帝赵佶也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熏陶，对当皇帝一点儿也不感兴趣，非常向往柳永那种潇洒自如的文人骚客生活。
这一切，早被善于察言观色的蔡京等朝臣看在眼里。在他们的帮忙之下，宋帝赵佶经常穿着便装，乘坐小轿子溜出皇宫，仅仅由少数几个宦官太监跟随着他逛遍各处烟花柳巷。
荒淫无道的皇帝赵佶为了游玩方便，专门设置了一个行幸局，主要负责皇帝的出行游玩事项。行幸局官员们非常专业，对皇上的行踪守口如瓶。如果有大臣要觐见，他们白天就说皇帝出行有正事安排；如果第二天还没有回来，就传旨说皇帝有疮痍，不能坐朝。
最开始时，大家只是风闻，并没有证据，因而并不知道真实情况。直到蔡京有一封公开谢表中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的话语，大家才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传播到了全国，但是大臣都阿谀逢迎，没有人敢说话劝阻。
正直忠诚的秘书省正字曹辅上疏进行劝谏，结果皇帝把劝谏的奏章拿出来让大臣看，并让他来都堂审问。大臣余深责备曹辅说：“曹辅小小官员，怎么敢议论大事！”
曹辅说：“你们大官不说，那只能由我们这些小官说了。”
王黼故意问张邦昌、王安中说：“有没有皇帝身着便装出行的事情？”大家都说不知道。
曹辅说：“这件事虽里巷小民无人不知，你们这些宰相当国，独独不知道吗？这你们都不知道，要你们当什么宰相！”王黼大怒，就威胁他说：“你说皇上到处游玩，你敢写下证词吗？”曹辅拿起毛笔说：“区区之心，一无所求，爱君而已。”
退朝之后，曹辅就待罪于家。王黼启奏皇上说：“如果不严肃处理造谣是非的曹辅，这些谣言就不会停歇。”于是朝廷下诏把曹辅编管郴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与宋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宋人眼里的蛮夷之族竟然如此热爱儒家学说。辽国皇帝雅里就非常喜欢《贞观政要》，经常命令侍从读给他听。他还下命令要官员薄征于民，说：“民有即我有，否则民何以堪！”这与大宋的腐化堕落形成了鲜明对比。
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花石纲搜刮更加厉害了。这其中以朱勔更是过分。
朱勔本来居住在苏州市的孙老桥，有一天他忽然说有皇帝诏书，凡是孙老桥东西四周的房屋都划拨给自己了。这些房屋总共约有几百家，而且限于五日内必须全部搬离。慑于朱勔的权势，郡吏逼迫驱赶民众连夜搬离，民众撕心裂肺，哭天喊地，但是没有官员在乎这些。
由于皇上赵佶崇信道教，朱勔就建了一座神霄殿，里面供奉着青华帝君像。这些监司、都邑官吏去拜见朱勔之前，都要先祭拜它，然后再拜访朱勔。
甚至贵为皇帝公主的赵霖都要巴结朱勔。赵霖为了讨好朱勔，在河道的最繁忙最繁华地段，建造了三十六个浦闸，收取各种费用。当时天气大寒，修筑浦闸劳役的死者铺满道路，江苏、安徽等地百姓苦不堪言。徽州知府卢宗原干脆把官府的钱全部给了朱勔他们去搜集花石纲。朱勔借机强取豪夺，自己家的园池好比皇宫的园林，服饰器用甚至比皇上的还要豪华。有了巨大的财富，就需要有人来保护。于是他找借口说需要拉纤拉船，募集几千名士兵，用来保卫自己。朝廷下面的乡州官寮，看到朱勔如此权势，一个个都颐指目摄，察言观色奔走听命，天下大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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