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了，我终于搬进了这间位于城东老城区的公寓。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斑驳，爬满了藤蔓，像是某种古老生物的血管，无声地缠绕着整栋建筑。楼梯间昏暗，声控灯时灵时不灵，每当我拎着行李踩上台阶，总感觉背后有风轻轻拂过，仿佛有人贴得很近，却始终看不见。
这间公寓是我用全部积蓄换来的“新生”。三个月前，那场大火烧毁了我住的旧宅，也烧掉了我过去的一切——照片、日记、母亲留下的唯一一条丝巾。警方说，是电路老化引发的意外。可我知道不是。那晚，我明明听见有人在阁楼轻声哼着童谣，调子歪得不成样子，像是从一口深井里传上来的。等我冲上去时，火已经封住了门。
我活了下来，但没人相信我说的。
我把整件事写成一篇论文，标题是《民俗仪式中的“瓷偶守典”现象及其现代异变》，投给了三所大学的人类学系。编辑回信说：“文笔出色，但缺乏实证依据。”他们不知道，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用烧伤的皮肤和夜夜惊醒的噩梦换来的。
论文被退稿那天，我坐在窗边，看着楼下巷口那棵老槐树。树皮皲裂，枝干扭曲，像极了我梦里那个抱着瓷偶的女人。她从不说话，只是蹲在墙角，一根一根地给瓷偶梳头，梳子是铜的，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骨头在摩擦。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快递来了。
那是个普通的纸盒，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我的名字和地址，字迹歪斜，像是用左手写的。我拆开时，手指莫名发抖。盒子里垫着泛黄的棉纸，上面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只瓷偶。
它约莫二十厘米高，穿着现代童装——粉色连衣裙，小皮鞋擦得锃亮。脸是烧制的白瓷，釉面光滑，嘴角微微上扬，笑得甜美。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是黑釉点的，瞳孔深处仿佛有光在动，像是活的。我盯着它看了三秒，它的眼神就变了，笑意更深，眼角甚至挤出了一丝细纹。
我猛地合上盒盖，心跳如鼓。
可好奇心终究压过了恐惧。我再次打开盒子，翻过瓷偶。它的底部刻着一行小字，字迹细如发丝，像是用针尖一点点刻上去的：
“守典人，代代相传。”
那七个字像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深处的锁。我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话。她躺在病床上，手枯瘦如柴，紧紧攥着我的手腕，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晚晚……别碰那些娃娃……我们家……是守典人……”
我当时以为她是烧糊涂了。可现在，我明白了。
“守典人”不是职业，不是头衔，而是一种诅咒。一种代代相传的宿命。我们家族的女人，生来就要守护某种东西——某种不该存在于人间的东西。而那东西，就藏在瓷偶之中。
我颤抖着把瓷偶放在书桌上，退到墙角。整晚，我不敢开灯，只借着月光盯着它。它一直保持着那个笑容，一动不动。可凌晨两点，我听见了声音。
“沙……沙……”
像是梳子划过头发。
我猛地抬头，月光下，瓷偶的头微微偏了半寸，脸正对着我。裙摆下，一只小脚挪动了一毫米。
我冲过去把它塞进抽屉，锁上，又用胶带缠了三层。可第二天早上，它又出现在书桌上，姿势和昨晚一模一样，仿佛从未被移动过。
更可怕的是，我开始做梦。
梦里，我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两侧全是玻璃柜，柜子里摆满了瓷偶。它们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有的穿清末的绣鞋，有的穿八十年代的的确良衬衫。每一个，都和我收到的那只一模一样，只是脸上的表情各异——有的哭，有的怒，有的闭着眼，像是在沉睡。
走廊尽头，有一扇木门。门上贴着红纸，写着“守典堂”三个字。我推门进去，屋里空无一物，只有中央摆着一张红木桌，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册子。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林氏守典录·第一代：林婉贞，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收容瓷偶三十六具，守典三十七年，卒于火。”
第二页：“第二代：林秀兰，民国三十二年生，收容瓷偶四十一具，守典四十四年，卒于井。”
第三页，是我的名字。
“林晚，公元一九九八年生，收容瓷偶……未录。”
我惊醒时，冷汗浸透睡衣。窗外，天还没亮，可书桌上的瓷偶，嘴角的笑意似乎更宽了。
我开始调查。翻遍地方志，查到一百年前，城东曾有一座“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但光绪三十三年冬，一场大火烧毁了整座堂口，三十六名婴孩无一生还。奇怪的是，次年春，有村民在废墟中挖出三十六只瓷偶，每一具都穿着与婴孩尸体相同的衣物。
更诡异的是，这些瓷偶被埋后，每年清明，总会有人在原址看见它们整齐地坐在焦土上，面朝东方，像是在等谁。
我查到这里，手已经抖得握不住笔。
原来，所谓的“守典人”，就是被选中的人——必须定期收容这些瓷偶，维持它们的“安宁”。一旦中断，它们就会苏醒，寻找新的宿主。而宿主，往往是守典人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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