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相对的，在国家因战争与侵略积累大量财富，国家强盛之后，人心向安乃是必然趋势。安逸的生活与利益的纠葛会急速消磨掉贫瘠赋予的耐受力以及战争期间脆弱的‘民族团结’。”
“到了这个时候，乌萨斯的民族文化便又回到了它最常见的形态——‘弱肉强食，各自为战’。从城邦之间的相对独立再到平民百姓的‘独善其身’，‘团结’一词对乌萨斯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
当然，德雷克并不说乌萨斯社会中不存在‘道德’或‘团结’之类的概念——这些东西就不可能从任何一个文明的历史上消失。说得极端一点，如果一个文明的历史中真的将‘道德’与‘团结’给彻底遗弃，那这个文明必然会在无穷无尽且毫无底线的内斗中走向彻底死亡。
只是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乌萨斯人对这两个概念有些过分淡泊了。
“对于广大的乌萨斯民众而言，若是没有形成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以乌萨斯之前那个瘸腿的工业形态，再搭配上利益分配的极度不均衡，生存自然难以保障。甚至于，因为乌萨斯人向来遵从‘弱肉强食’，而贵族权贵高高在上，自然不可能是‘肉’，所以弱肉强食的自相残杀反而在中层和底层更为常见，自然会使社会进一步混乱。”
“追求利益并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情，陛下，但乌萨斯人追求利益的方式却过分血腥和粗鲁。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太过薄弱了，很多人在利益纠纷时，经常会选择‘物理消灭’这种最简单最彻底的手段。乌萨斯的‘民族文化’，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只是这种手段对‘个体’而言固然省事，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是危害巨大，哪怕不谈民族文化的长远影响和社会动荡的经济损失。单论人命，任何一个社会、家庭将一个人养育成人都是要付出相当的资源和心血的，这些人命一旦在利益冲突中轻易消逝，无异于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累积下去，对国家来说也是沉重的损失。”
“所以，德雷克卿的意思是，这一点上乌萨斯应该学习炎国，在文化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强化公民的道德观念，至少，给他们铸一个行事底线，来避免各种无意义的人命损耗，比如···乌萨斯矿场中臭名昭着的‘抽黑签’行为以及普通人与感染者之间的仇恨虐杀事件。”
“这种事情，朕当然知道是水磨工夫，非一朝一夕可成之事业，但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应该也不难达成才对——人心向安，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不会轻易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卿为何会将其列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呢？”
对于费奥尔多的疑问，德雷克久久未曾言语，最终，还是在一旁伫立的爱国者最终忍不住，率先开口，对费奥尔多说道：
“陛下，还请您仔细思考，在座诸人，包括陛下在内，不说良善，但基本人人皆知晓生命之可贵，故不轻易做出践踏生命的邪恶行径。但我等每一人，包括陛下在内，有谁是因为天生的家庭或社会教育，便知了生命之沉重，进而给自己立下了诸多约束呢？”
听闻此言，费奥尔多悚然一惊，他猛地抬头，对上温迪戈那猩红的双眼，脑海中的一幕幕过往翻起——大哥的暴毙、游历民间的见闻，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他的心头。
“所以···德雷克先生所言，乌萨斯人已经对生命失去了敬畏，乌萨斯的‘民族文化’也很难塑造成功，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费奥尔多不是傻瓜，相反，作为能在大叛乱之后稳定住国家局势，甚至在这条时间线中，受德雷克与弗拉基米尔公爵等人联合引导，更是隐隐拿捏住了君王大权，将之前有关感染者权益的法案推行下去，放眼海内外，多少也可以称其为有为君主了。
所以费奥尔多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德雷克话题中的沉重。
是的，在乌萨斯这个‘原始、野蛮、残暴’的国家，道德教育从来都是一件‘奢侈品’，对于乌萨斯人而言，想要在艰难的环境中觉醒自己的道德意识，成为一个有底线、有坚持且有作为的‘好人’，能依赖的，恐怕只剩下生离死别间的大彻大悟了。
费奥尔多环视在场的每一个人，儿子死之前甚至还在带兵残忍镇压感染者的爱国者、国破家亡的德雷克、以及那些个内卫，再联想自己昔日创办新政，不得不任用却又十分厌恶的那些暴发户‘新贵族’，费奥尔多的心情肉眼可见地消沉了下来。
“所以···德雷克先生希望乌萨斯的民族文化只是‘接近’优秀，而非真正‘成为’优秀，就是因为这份优秀的代价太过沉重的缘故吗？”
“若是朕猜得没错，即便是隔壁炎国的民族文化，在您的眼中恐怕也称不上‘优秀’二字吧。不过他们到底是比我们重视道德教育，‘德’之一道在他们国家也有相当渊远的历史背景。哪怕不考虑地理因素，他们也比我们团结得多，所以也繁荣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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