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至正二年（1342 年）起，黄河开始泛滥，多处决堤，致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份频繁遭受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其中不少人逃荒至新都，被称为“流民”。
尽管官府通过里、社及其规定对居民和流民进行严格管控，但仍有一些生活无以为继的流民和贫民铤而走险，上山为匪或入室盗窃。韩立带领捕头衙役四处抓捕，致使监狱人满为患，然而百姓的反抗情绪却愈发高涨。
韩立目睹这一切，心中愈发苦闷。
至正八年（1348年）春，韩立不愿再为官，助纣为虐，于是辞官来到成都度缘桥隐居。
初秋，韩立的妻子杜氏生下一子，取名为太和。隆冬时节，韩新泽在成都病逝。
韩立扶着父亲的灵柩，带着妻儿回到保宁府高乾山近水村韩家沟。韩成和王氏带着小韩娥悲痛欲绝。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韩立安葬了父亲。此后，韩立和妻儿便在韩家沟居住下来，与哥嫂相互扶持，依靠耕种祖上留下的几亩山地艰难地度日。
这一年，韩娥年满九岁，韩立开始为她启蒙，讲述木兰、杨家女将、卓文君、蔡文姬等故事，小韩娥听得兴致勃勃。
各地物价不断上涨，韩成、韩立两家六口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入秋以后，韩立带来的银两快要告罄，他与哥哥商量，决定到顺庆路（又称果州，今四川南充）去跑几趟买卖，赚钱养家。王氏和杜氏也分别拿出自家首饰，交与兄弟俩变卖，作为本钱。
韩成、韩立采购了海椒、核桃、烤烟、蚕丝和药材，雇了十匹骡子，将这些土产运到嘉陵村。他们在江边雇了一条船，载着这些土产品顺流南下，不几日便到了顺庆路。
凭着父亲韩新泽昔日的关系，韩成、韩立很快便找到了买家，换了些绸缎和至元宝钞。他们在茶馆小坐，与茶客闲谈时，了解到重庆路粮食欠收，便将绸缎和至元宝钞换成大米，雇船运到重庆路。
韩成、韩立将满载粮食的货船停在朝天门码头附近，韩成叫韩立在船上留守，他自己上岸寻找买家。
韩成信步来到重庆路盐运司，说来真是巧了，在衙门口，竟然遇见了曾经在先父手下当差的王启岩。
他乡遇到恩公的儿子，王启岩别提有多高兴了，当时便拉着韩成的手回到家宅，叫下人准备酒菜，为韩成接风。
席间，王启岩谈了些韩新泽对他的提拔和关照之后，便问韩成：“公子怎么又来重庆路？”
韩成答道：“老弟有所不知，我实在不满新都县达鲁花赤排挤汉人的做法，回到保宁府老家隐居。”
“你兄弟韩立近况如何？”王启岩问。
韩成回答说：“小弟也厌恶了缉捕匪盗的差事，辞去了典史职，回乡与我耕种为生。”
接着，韩立又谈了父亲亡后，生活困难，无奈贩粮的情况。
王启岩唏嘘之后道：“韩兄莫急，小弟蒙恩公推荐，现在担任四川行中书省盐课提举司提举，掌管商运商销。目前，湖北一带闹红巾军，前线正需要粮食，你不如和籴，我以盐引作为补偿，准你贩卖食盐。”
当时，王启岩掌管着顺庆场、保宁场、嘉定场、长宁场等盐场的生产和转运。韩立因为父亲曾任盐运司副使，对贩盐渠道再也熟悉不过了，于是满口答应。
韩成问道：“王老弟刚才所言红巾军是什么队伍啊？”
王启岩喝了一口酒，神秘地道：“今年五月,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召集数万修河民工起义了！”
韩成对红巾军起义的消息并没有感到特别震惊，而是平静地说：“这都是朝廷实行苛政和民族歧视政策的必然结果！”
王启岩接着道：“红巾军摧富益贫，纪律严明，不淫不杀，所以深得人心，队伍迅速壮大！”
“有如此仁义之师，蜀中百姓可是有盼头了。”韩成低头寻思了一下，心里便有了投奔红巾军的念头，于是提出立即和籴。王启岩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二人随即返回重庆路盐运司。王启岩只征用了韩成少部分粮食，就很快为他办理了盐引。韩成、韩立在王启岩帮助下，贩卖了剩余的粮食。
韩成知道合州产盐，又紧邻嘉陵江。于是告别王启岩，前往合州购得食盐，租船运往保宁，一路顺利。在先父昔日朋友的帮助下，他们除留下部分食盐外，其余很快在保宁售罄。
韩成雇了一匹马，叫韩立驮着食盐回韩家湾。他却借口到武汉采购布匹，数日便回，随后独自乘船东去了。
韩立回到韩家湾，王氏见丈夫未回，惊问道：“兄弟，你哥呢？”
韩立将兄长去武汉采购布匹的话说了一遍，王氏只道是夫君不日便会回来，遂未格外上心。
却说王氏眼见年关将至，仍不见丈夫音讯，心中着急，又唤韩立来问。韩立只好将兄长离别之言再重复一遍。王氏泪眼模糊，悲痛号哭。韩立夫妇安慰了她许久，王氏还是止不住眼泪。韩立只好四处托人打听兄长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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