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的取材多本于《汉书》，但也稍有增补删改，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为《汉书》所没有；《汉纪》对《汉书?高帝纪》中关于太上皇去世及下葬时间的记载进行了订正；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 “斩马剑”，《汉纪》乃作 “断马剑”。这些增补删改之处，可补正《汉书》之误处，体现了荀悦在史料运用上的严谨态度。
《汉纪》虽然史料价值不高，但《汉书》精华大体被吸收，且以年系事条理清晰，头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前汉简明大事记，可作研究前汉史的入门书来读。此外，荀悦立意 “劝善惩恶”，在《汉纪》中撰写大量论赞，约占全书二十分之一篇幅，其中不乏佳作。
在史学史上，《汉纪》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断代体史书，推动了古代史书编年体的成熟与完善。唐代史论家刘知几把《汉纪》编年体裁摆到与《汉书》纪传体裁同等地位，并说 “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以难矣”。张璠、袁宏等人都相继撰写出了编年体断代史，《汉纪》的出现推动了往后编年体史着述的发展。
三、思想影响深远
（一）法律思想的独特性
荀悦的法律思想具有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与教都是政之大经”，他认为制定法制、实行教化是治国治民的基本手段。主张教与刑都要先简后繁，“教初必简”，“然后责备”；“刑始必略”，“然后求密”。如果开始就规定出繁杂的礼仪和法令，人民难以实行和遵守，反而会产生 “虚教” 和 “峻刑” 的不良后果。例如，秦朝法律繁多且严酷，统治者 “擅其海内之势，无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亡”。这一历史教训警示后人，法不定、政多行会导致乱国之风。
其次，“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荀悦持儒家 “性三品” 说，将人分为君子、中人、小人。君子不会触犯刑律，只需施以 “礼教荣辱”，“化其情” 即可。小人 “不忌刑”，对他们进行教化不起作用，必须使用 “桎梏鞭扑”，才能制止其犯罪，即 “治其刑”。对于中人，则要刑礼兼用，才可以 “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
最后，“避仇有科”。荀悦认为 “复仇” 是出于 “义”，因此虽不能纵容 “复仇”，但也不可绝对禁止 “复仇”，主张 “依古复仇之科” 处理。即杀害父、兄弟、从父、从兄弟的人，如依法规定躲避他处，即不可复仇；如果不躲避，则可复仇；仇人因 “公命行止者”，不能算做未依法躲避。
（二）政治思想的价值判断
荀悦提出的 “六主”“六臣” 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六主” 分别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六臣” 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以两汉各代君臣为例，分析了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影响。荀悦划分、品评君主类别的标准是能否做到 “为人、从义、先公后私”。“王主” 能够 “为人”，可以 “致兴平”；“治主” 能够 “从义”，能行其政；存主 “先公而后私立”，能保其国。而哀主、危主、亡主处理政事无法做到上述标准，结局也大不一样。“哀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有难则殆；危主遇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对于臣的品类划分，王臣 “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良臣 “忠顺不失，夙夜匪懈，顺理处和，以辅上德”；直臣 “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具臣 “奉法守职，无能往来”；嬖臣 “便辟苟容，顺意从谀”；佞臣 “倾险谗害，诬下惑上，专权擅宠，惟利是务”。
荀悦分析各类君臣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在于 “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之罪，忠臣置之”。
（三）鉴戒史观的意义
荀悦的鉴戒史观对国家兴衰有着重要意义。他认为能不能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原因。荀悦着《汉纪》的目的，就是要 “综往昭来”，述 “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以便 “瞻前顾后，是绍是继”，让统治者 “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作为 “有国之常训”。该书有意识地分立了监戒、废乱、兵略、政化、华夏之事、四夷之事等十六个方面，供统治者 “广视听”“参得失”。
荀悦是中国历史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写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第一人。他在《汉纪》中精心撰写的四十多篇史论，详细探讨了西汉二百多年的成败得失和历史教训，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使历史书籍更加紧密地同封建政治结合在一起，更有效地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荀悦的鉴戒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世史学家和政治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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