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迅速称帝的时机选择
刘知远的称帝速度堪称历史奇迹。从契丹撤离开封，到他在太原称帝，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刘知远果断决策，积极筹备。他迅速整合了河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整顿军队，加强训练，确保自己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
同时，他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和外交活动。他派遣使者到各地，向各地的官员和百姓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他还与其他一些有实力的诸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联姻、结盟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
在时机成熟后，刘知远在太原正式称帝，建立了后汉政权。他宣布改元乾佑，以表明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正统的。
刘知远的迅速称帝，使他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其他诸侯和地方势力还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后汉政权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原的核心区域。这一速度不仅体现了刘知远的果断和勇气，也显示了他对时机的准确把握和对政治局势的敏锐洞察力。
然而，刘知远的迅速崛起也埋下了隐患。由于时间紧迫，后汉政权的建立缺乏充分的准备和规划，内部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矛盾。同时，刘知远对外扩张的野心过大，导致后汉政权在建立不久就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挑战。
三、政权基础的脆弱性
（一）内部矛盾与权力结构矛盾
后汉政权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其内部矛盾极为突出。
在沙陀军事集团的传统方面，后汉政权实际上是沙陀军事集团在中原的继续。这个集团以武力起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派系和权力斗争。各将领拥兵自重，相互之间存在着猜忌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难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此外，亲信选拔问题也是后汉政权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刘知远称帝后，主要依赖自己的亲信集团。这些亲信大多出身于军人，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能力。他们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往往凭借个人的主观意愿和喜好，决策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这导致后汉政府的效率低下，政策的执行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封建官场中，裙带关系和家族利益也是不可避免的。刘知远的亲信集团中，许多人是通过裙带关系和家族关系进入政府部门的。这些人往往更加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阻碍了国家的改革和发展。
同时，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加剧。各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不惜明争暗斗，相互倾轧。这种内部斗争不仅消耗了国家的大量资源，也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些派系甚至与外部势力勾结，企图颠覆后汉政权，使得后汉政权的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
在这样的内部环境下，国家难以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和发展。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往往受到内部矛盾的干扰和影响，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随时可能陷入内战的深渊。
（二）民生疲敝与社会动荡
后汉建立之时，中原地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
契丹的入侵和掠夺，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契丹军队在入侵过程中，大肆烧杀抢掠，破坏了大量的农田、房屋和基础设施。使得农业生产遭受重创，粮食短缺，物价飞涨。
同时，频繁的战争和动乱，导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流民问题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成为了流民。他们在各地流浪，寻找生存的机会。这些流民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如抢劫、偷盗等，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刘知远建立的政权基础十分薄弱。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税，但由于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税收来源减少，国家财政困难。同时，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定，也使得国家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恢复农业生产。
此外，社会的不稳定也导致了人才的大量流失。许多有才华的士人、工匠和商人，因为不堪忍受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定，纷纷离开中原地区，前往南方或边疆地区寻求安定的生活。这些人才的流失，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刘知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他减免了部分农民的赋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他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派遣官员到各地安抚百姓，打击盗贼和奸佞之徒，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尽管刘知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后汉政权内部矛盾重重，经济基础薄弱，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显着。中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依然十分困难，人民生活依然困苦不堪。这也为后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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