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赟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初步的、大略的规划。
她对历史进程是有了解的，如果这个平行世界和她原来生活的世界发展走向差不多的话，这个秋收之后，会有很多的变化。
首先是教育系统的变化。
从1966年运动兴起以来，抛开那些荒谬的、反人性的部分不说，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思考和影响的。
谢赟原来就读的县城高中，最先响应运动的人，是几名成绩十分好、前途一片光明的学生。如果没有这场运动，他们差不多都能考上大学，留在城里，过上好日子。
很显然，这几个人积极响应运动，组织造反派，并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他们是真的在质疑高考制度，认为这一制度不符合他们心中所认为的公平理念。
他们觉得，在现行制度下，能够坚持学业、参加高考、考上大学、成为精英的，贫下中农占比太小。
而且，那些少数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就留在城里，没有再回到家乡；即便是没有考上大学，很多人高中毕业以后也找到了工作成了工人，也没有再回到家乡，这种情况对农村是不公平的。
教育本身，以及教育的成果都无法惠及农村。
这种制度的存在就表明了，这个社会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还是存在着三六九等。不管我们再如何高喊口号，在大家的心里，没有人真的认为当农民好，更没有人真的认为贫下中农好，大家都觉得工人高人一等，干部高人一等，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脱离农村当城里人。
所以，当高考停止的消息传来时，这几位优等生都十分激动，他们要求彻底革新现行教育体系，让教育向贫下中农开放，消除城乡差距、脑体差距和工农差距，简称“三大差距”。
这几位还曾经拉原主一起干，去游说政府工作人员，去各公社和大队，劝说大家进行教育改革，因为原主也是个优等生，平时和大家也很聊得来，也是支持教育公平的一员。
但是真到了开始运动的时候，原主当机立断，辍学回家了。理由就是：从农村来，回农村去，到实践中去革命，锻炼体魄和意志。
她和他们不一样，虽然那几位有的也来自贫困家庭，但是人家父母双全，家庭人丁兴旺，亲戚朋友众多，不像她家，就只有她妈和她弟，缺少根基。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她简直不敢想这对于母亲和弟弟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打击，她是一点风险也不敢冒的。
那几位优等生后来也都回家了，因为运动一旦起来，后面的事就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了。而那些失控的场面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但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诉求实现了。
1968年，全国开启了一场教育改革。
全国各地大搞教育改革。有的地方小学是六年制，缩短成五年，之前就是五年制的，不再变化，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全都缩短成两年。
各个大队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学，原来有几个大队合作办小学的情况，现在都要分开，创办自己的小学。
有条件的大队要建立中学，没条件的几个临近大队合作办中学，实行“七年一贯制”。
各公社要建立高中。
大力普及教育。
所有的适龄孩子必须入学，接受完小学和初中教育，而且上学不需要花钱了。上课时间也灵活机动，农忙时间学校停课，让孩子们回家参与劳动，这样，孩子们上学的两大阻力——学费+帮家里干活——就基本上没有了。
接受完教育之后，他们还是留在家乡，成为受过教育的新农民，或者进入村办工厂干活。
这其实也挺令人无语，虽说是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公平，但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阶级固化”。
当然，如果各个阶级真的平等了，三大差异真的消除了，那就是完美局面。但这是不可能的事。至少短期内不可能。
这把教育改革之火，应该很快就能烧到柳树屯。
谢赟接收的原主的记忆就到她来的那一天，后面发生的事情，她并不清楚。
而《穿越七零养崽崽》那本书重点写的是男女主的感情发展、养崽经历，大本营在部队，因为俩人一结婚就随军去了，就算写到柳树屯郑家的情况，也局限在郑家，大都是家长里短，各种纠纷，没有关于时代发展的描写，所以，谢赟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是她明白，柳树屯应该也逃不脱时代洪流的裹挟。到时候就会需要更多的老师，她甚至还可以作为派驻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参与学校管理。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穿越七零养崽崽》里提到了柳树屯的知青，因为男主郑国强的妹妹郑兰萍喜欢的就是城里来的知青。
她最开始通过正规手段追求，送东西、帮干活，但是均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她只好剑走偏锋，在那位文艺范男知青独身一人在河边吹笛子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河里，寄希望于那人的善良。
没想到，那是个心狠的，扭头就走了。
郑兰萍一看这架势，心里也很慌，她不会游泳，跳河也没敢往远处跳，就在河边挣扎，一看这人走了，她就想自己爬上来，但是没想到越挣扎越往里滑，差点真的淹死。万幸一个本大队男青年刘建刚路过，跳下去把她捞了上来，就此开启了郑兰萍的感情线。她的官配就是这位刘建刚。
俩人在女主的帮助下下海经商，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不过，这也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郑兰萍现在还是个14岁的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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