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1953年6月26日的报告：
4月6日，巨济岛第96号战俘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被强行“甄别”时，共有3000余人遭到殴打；
4月8日，30余名战俘遭杀害；
4月14日，有1500多人被打伤。同日，第93号战俘营要求遣返的战俘70余人，被集合到广场上列队，遭到美军枪杀。
中朝战俘所经历的地狱般遭遇，并不是中国人凭空捏造的。据合众社记者的报道，“巨济岛的集中营已沦为一座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等情形交织在战俘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幅令人恐惧的画面” 。
两位充满正义感的西方人士，英国记者艾伦·温宁顿和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现场、朝中方的战俘营，以及获释的朝中俘虏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争结束后，他们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的书。
这是一本在西方被禁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两位记者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依据停战协定的相关条款，在非武装地带内，巨济岛和济州岛扣押的约8000名朝鲜战俘及1万5千名中国战俘，正在与北朝鲜扣押的350名“联合国军”战俘进行交换。
国际遣委会成立后的几周里，成员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从印度管理的集中营逃出来的俘虏，讲述那些中世纪式的野蛮行径和令人发指的事件。起初，委员们对此抱有怀疑，半信半疑。
但即便是最为怀疑的人也逐渐发现，不同时间、从不同集中营逃出来的人，所讲述的故事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他们刚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就立刻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众多问题，这无疑增加了其可信度。
显然，没人事先教导他们该如何回答。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1952年9月27日召开的。
那天，6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其中大多数是军官。他们还未下车时，就已撕碎身上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显露出全身布满印记的躯体。在这个大厅里，回荡着持续不断、愈加响亮的哭泣声。根据事先的安排，他们应当一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记者会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受严刑拷打的归俘送到外面抢救。还有一位在讲述同胞们所经历的痛苦时，情绪激动得昏厥了过去，最后不得不把他背到外面救治。
有一个人的耳朵被割掉，腹部还留有一条弯曲的巨大刀疤，那是被国民党的刀子划开留下的。他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因为“拒绝”刻上阻碍他们回归祖国的文身标记，四肢的肉被割得皮开肉绽，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志愿军战俘们回忆说，从8月20日开始，新的文身行动展开了。这是因为特务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战俘将1951年4月刺上的文身标记割去或烙掉，这让他们暴跳如雷。于是，特务们下令对集中营中的所有人进行重新文身。
任何拒绝文身的人都会遭到毒打，并被捆绑在床上。一次文身由三个特务负责，往往要持续长达四个小时。
截至8月31日，关押在十个集中营中的1.5万名俘虏，几乎全员都被纹上了文身，只有极少数例外。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的负责人海恩森当时认为，只要彻底执行文身计划，就能确保这些俘虏不再怀有回家的念头。
在交换战俘的场地上，普利策奖得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凯奇·比奇目睹了一名患有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竭尽最后的力气脱下美制军靴时，感到非常震惊。他带着悲伤的语气问道：“这些人为什么连这样好的军靴都不愿意带走呢？这双军靴质量相当不错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的好靴子并不多见。”由此可见，战俘们对美国人的仇恨有多么深刻，甚至将使用他们的物品视为一种屈辱。
恐怖的气氛和杀戮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直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为止。
金京淑，一位曾在海州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她被俘于此。这位姑娘相貌美丽，乌黑的秀发披散在双肩。金京淑与她的难友回忆道：敌人以搜查为借口，将她们的衣服全部剥光后，赶进了一个房间。
不久之后，一群赤身裸体的男俘也被强行带入。一个美国军官说道：“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喜欢跳舞，那就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开始起舞。美国军官们一边吸烟，一边哈哈大笑，显得极为得意，还用烟头灼烧姑娘们的胸部，施行了只有在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中才能见到的恶行……
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背着婴儿的母亲曾数次在刺刀的威胁下遭受凌辱。期间，她们不得不堵住婴儿的嘴……
一名因电刑而精神错乱的少女，在前往厕所时遭遇一名美军下士的拦截。尽管她的同伴们拼命营救，她依然不幸遭到侮辱，最终彻底失去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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