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成员逮捕的孕妇们，在完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艰难分娩。虽然之后设立了产房，但美国人并未提供诸如奶粉等食物，长期处于饥饿中的母亲们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来喂养新生儿。
23岁的金淑子，皮肤苍白而异常美丽，毕业于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她说道：“我和我的小女儿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同志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因为无法忍受婴儿因饥饿发出的凄惨哭声，亲手掐死了婴儿。
我们多次举行示威抗议后，美国人才给婴儿们发放了一些食物。然而，他们随时可以通过中断粮食供应来惩罚我们。我们把写有‘婴儿不是俘虏，他们应当获得人道主义待遇’的标语挂在铁丝网上，但依旧无济于事。”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背着婴儿欢快地唱歌，却遭到美国人的催泪弹袭击。他们向23位母亲和23个婴儿投掷了三十多枚催泪弹，导致许多孩子此后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天起，直到女俘被遣返回国，敌人几乎每天都向她们投掷一到两次催泪弹。
美国的死亡集中营中归来的俘虏们身上，可以找到通过内外科手段施加暴行的证据。美国的消息也确认了这些远超出医疗范围的骇人犯罪行为。对于这些确凿的罪行证据，恐怕连美国人也无可否认。”
《美国医学协会月报》1953年第四期刊登了一篇论文，作者分析了对1408名细菌性痢疾患者进行的六种治疗方法。其中第六种疗法为：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使用镇静剂、营养滋补及维持疗法等。
简单来说，这几乎等同于不治疗。患者被强制卧床，任由他们出汗、体质愈加虚弱，以观察不干预的情况下疾病扩散的速度以及各种治疗手段的效果。这使得许多病人愈发孱弱，虽然没有立即致命。部分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试验。
例如，仅四环素的使用上，有些患者每天服用8粒，有些服用16粒，甚至32粒，以此测试患者在饥饿状态下对磺胺类药物的吸收能力。在这样的实验中，许多病人最终因中毒而死亡。
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间，超过四千名患者相继死亡，死者几乎全部为痢疾病患。当时集中营的死亡人数难以准确统计，尽管如此，医院当局依然将患有严重腹泻的患者送回集中营，使得这些人继续在营中传播疾病，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大量证据表明，在外科领域所进行的试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板门店，众人普遍目睹了许多四肢被截断的惨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调查显示，许多人手脚或四肢被切割成几段，宛如割牛尾巴一般。有些人甚至一条腿被截断了五六次。
一些患有与手术毫无关联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患者也遭到多次肋骨切除。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在这些残忍手术中幸存下来的第一集中营俘虏，仅有37人。
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回忆道，他的五根肋骨被不同的医生分别截断。敌人每次闯入医院时，都会按需挑选病人。若有人反抗，便会被注射一针药物，随后强行带走。
中国的军事外科医生对冻伤的战俘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根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数据，冻伤患者中共失去了267条手臂或腿，这个数字占到了所有在中国接受治疗的冻伤者的惊人70%。他们指出，正是在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曾说过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保存性疗法一直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原则。”
然而，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纯属于冻伤范围内的肢体下部截肢手术中，有84%的病例是在正确截肢部位上方至少一分米处进行的，甚至有一名患者是在正确位置上方五分米处进行的手术。
在2172名中国受伤被俘者中，几乎有一半遭遇了双肢截断的命运。在所有6000名中国被遣返的战俘中，有1172人属于外科病患，其中84%的人因伤致残，丧失了行动能力。更为惨痛的是，有四人的四肢全被截去，仅剩下无依无靠的躯干。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美国军队中仅有22人被截去四肢；而在朝鲜战争中，整个“联合国军”中仅有4人遭遇同样的悲剧。
面对非人道的折磨，中朝战俘们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952年2月19日凌晨，美国远东司令部联络队的哈里逊上士驾驶一架C-46运输机，飞临朝鲜黄海北道谷上郡上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他的任务是向中朝阵地后方空投5名特务，这些人是从志愿军战俘中挑选，并经过日本人培训的。
在此之前，哈里逊已经执行了14次任务，空投了34名特务。当时，4名特务相继跳出机舱，轮到前志愿军见习报务员张文荣。这位沉着勇敢的中国战士，一直隐忍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当他跃出机舱的瞬间，果断地掏出手榴弹扔进了机舱，随着一声巨响，C-46轰然爆炸，在夜空中绽放成巨大的火球。张文荣在落地后，立即找到志愿军部队，并汇报了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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