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结束的深夜，我撬开了父亲的实验室。
恒温培养箱里，贴着【陈砚专用】标签的器皿还亮着淡绿光，那些我从小看到大的干细胞，正安静地悬浮在培养液里。
我找出最大的注射器，把它们全抽了进去，针头扎进静脉时没觉得疼，只觉得有团火从手臂烧到心脏。
【爸，妈，你们攒的星星，该派上用场了】
我对着培养箱轻声说，玻璃上倒映出我红透的眼睛，像两盏快要熄灭的灯。
不久后在学联群里看到消息：欧陆联盟出现了反抗艾希教的武装。
我立刻在群里发了条消息：
【有没有想做点什么的？】
周明是第一个回复的，他说他妹妹死在巴黎圣母院的爆炸里，现在正背着自制的炸弹检测仪在慕尼黑等我。
【我妹说，学医的人手里该握救人的刀，不是杀人的弹】
视频里他举着检测仪笑，镜片后的眼睛却红得厉害。
最后有十七个人在慕尼黑汇合。
学药理的师妹带了祖传的止血草药，神经科的师兄偷运了一箱麻醉剂，周明的背包里除了检测仪，还有本翻烂的【战地急救手册】
我们租了辆白色货车，车身上刷着红十字，一路往欧陆联盟开。
车过阿尔卑斯山时，雪落在车窗上，周明突然说：
【你看这雪，像不像手术台上的消毒棉？】
反抗军的据点在废弃酒庄里，橡木桶被改成手术台，我第一次给中枪的士兵做开胸手术时，周明举着手机闪光灯当无影灯。灯光晃得人眼晕，他却笑：
【陈砚你看，这手术台配着葡萄藤，算不算是战地浪漫？】
我没心思接话，手里的止血钳正夹着块弹片，那形状让我想起阿里喉结上的伤疤。
我们发明了很多土办法：用葡萄酒消毒器械，把窗帘撕成绷带，周明甚至用物理公式算出了弹片在体内的轨迹。
【你看这弹道角度】
他在X光片上画抛物线。
【和我妹学校的钟楼倾斜角一样】
我忽然发现，每个医学生的手术刀下，都藏着段没说出口的疼。
哦对了，反抗军里有个叫卡佳的姑娘，总在手术间隙教我们跳弗拉门戈。
她腰间别着的手雷随着舞步晃悠，说这是【最性感的配饰】
【我奶奶是西班牙舞者，】
她帮我系止血带时，发间的桂花发簪闪了闪，那是前几天一名学妹给她的，从旧金山带来的最后一点念想。
【她说愤怒的时候，该让身体比子弹更有力量】
我对她的印象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她救过我三次。
第一次是把我从炸塌的帐篷里拖出来，第二次替我挡了颗流弹，第三次……第三次她为了掩护药品转移，被艾希教的狙击手打中了眉心。
她倒下时，那支桂花发簪掉在我脚边，花瓣被血浸得发亮，像颗被碾碎的星星。
不过，在我们的努力下，反抗军的伤亡率直线下降，战士们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艾希教对付愈战愈勇的反抗军们也表现得越来越吃力。
甚至，我们还面见了反抗军的首领，他不止一次的赞扬了我们。
可后来，艾希教发现了这一切的源头。
他们开始针对我们了。
先是在红十字标志上泼狗血，接着在补给车里装炸弹。
师妹死在炸飞的货车里，烧焦的手里还攥着没发完的抗生素，药瓶上的标签被火燎得只剩个【青】字。
周明拆弹时炸掉了三根手指，缠着绷带的手却还在算弹道：
【陈砚你记着，爆炸半径和痛苦半径，从来都不一样】
大家害怕了。
按照国际惯例，任何军队武装组织都是不能袭击红十字会员的。
可那群混蛋根本不当国际惯例当回事。
越来越多的医学生死在了他们的肮脏手段下。
有人说家里还有孩子，有人说怕了，最后只剩五个人守在酒庄。
我望着空荡荡的酒窖，忽然想起父亲实验室里那些死去的细胞——原来坚持，比死亡更需要勇气。
至于埃里希先生所说的「不协调性」，就发生在第比利斯郊外的孤儿院。
那时我正准备赶往另一个据点，给那里的一名战士进行气胸手术，在前往的途中，我发现雪地里缩着一群孩子，冻得嘴唇发紫，最小的那个总拽着我的衣角要糖吃。
【哥哥，你的手好暖】
他仰着脸，睫毛上结着冰碴，我摸出最后一块草莓糖，剥开糖纸塞进他嘴里。
草莓糖在他舌尖化开时，他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给孩子们处理冻疮时，我发现有个男孩的鞋底嵌着块金属片。
军用级的定位芯片，边缘还沾着没清理干净的雪。
【捡的】
他低下头，冻疮开裂的手指绞着衣角。
【在……在被炸的坦克里】
我没多想，帮他把芯片抠出来扔进雪堆——战争里的孩子，该被多些信任，不是吗？
我叫来了其他四名医学生帮忙处理孩子们的伤势，一些反抗军的士兵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立马派出了为数不多的卡车过来接应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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