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那把油纸伞，是在梅雨季的老城区。彼时我刚接手外婆留下的旧书店，店面藏在青石板路的尽头，木质招牌上“墨香斋”三个字被雨水浸得发黑，门楣上还挂着串生锈的铜铃，风一吹就发出“叮铃”的闷响，像在哭。
开店的第三天，暴雨下了整整一夜。清晨我去开门，发现门槛上放着把朱红色的油纸伞，伞面画着缠枝莲，伞骨是乌黑的檀木，伞柄处刻着个“苏”字。伞面上没有半点水珠，像是刚从晴天里捡来的。我以为是附近邻居落下的，挂在门口的挂钩上，想着等人来取，却没料到这把伞，会把我拖进一场持续了三十年的雨咒里。
当天下午，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走进书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攥着块褪色的手帕，目光直勾勾盯着那把油纸伞。“姑娘，这伞你从哪儿得来的？”她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快扔了，这是‘索命伞’。”
我以为她是胡言乱语，笑着解释是捡来的。老太太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指冰凉，指甲缝里还沾着些青黑色的泥：“三十年前，这伞的主人是个叫苏晚的女人，就住在隔壁的苏家老宅。那年梅雨季，她抱着这把伞跳进了后巷的古井，从此之后，只要下雨，就有人看见她撑着伞在巷子里走，谁捡了她的伞，谁就会被她缠上。”
我心里发毛，却还是不信邪。老太太叹了口气，从布衫口袋里掏出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旗袍，手里正举着这把朱红油纸伞，眉眼间带着股说不出的哀怨。“我是她的邻居，亲眼看见她跳井的。”老太太的声音发颤，“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她站在井边，嘴里反复念着‘等不到了’，然后就抱着伞跳了下去，井水瞬间就红了，像染了血。”
老太太走后，我把伞收进了里屋的柜子，锁上了铜锁。可当天晚上，暴雨又下了起来，铜铃突然自己响了，里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翻找东西。我壮着胆子推开门，发现柜子的锁开着，那把油纸伞正放在书桌中央，伞面展开着，缠枝莲的图案在灯光下竟泛着淡淡的红光，伞柄上的“苏”字像是在滴血。
更诡异的是，书桌上多了张纸条，用毛笔写着“还我伞”三个字，字迹娟秀，却透着股寒气，纸边还沾着些青黑色的泥，和老太太指甲缝里的一模一样。我吓得把伞扔回柜子，重新锁上，还压了本厚重的《康熙字典》。可第二天清晨，我发现伞又出现在了门口的挂钩上，伞面上的缠枝莲图案，比昨天更红了。
接下来的几天，怪事接连发生。只要一下雨，书店里的书就会自己翻页，翻到有“苏”字的那一页就停下；晚上关店时，总能听见后巷传来脚步声，跟着脚步声走过去，却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地上留着串湿漉漉的脚印，脚印很小，像是女人的绣花鞋踩出来的；最吓人的是，我开始做噩梦，梦里总有个穿旗袍的女人撑着油纸伞站在雨里，背对着我，嘴里念着“等不到了”，我一靠近，她就转过身来，脸是青灰色的，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满满的雨水。
我实在熬不住，去找了老太太。她听完我的话，从家里翻出个木盒子，里面装着本旧日记，封面上写着“苏晚”两个字。“这是她跳井后，我从她家里偷偷拿出来的，一直没敢看。”老太太翻开日记，里面的字迹和纸条上的一模一样，记录着苏晚和一个叫“阿明”的男人的故事——他们是青梅竹马，约定在梅雨季结婚，可阿明突然被抓去当兵，再也没回来。苏晚每天都撑着阿明送她的油纸伞在巷子里等，等了三年，最后在一个暴雨夜跳了井。
日记的最后一页，画着个奇怪的符号，像个倒过来的“雨”字，旁边写着：“雨不停，等不止，索伞者，承我忧。”老太太指着符号说：“这是‘雨咒’，她是想找个人替她等阿明，等不到，就永远不会放过。”
我问她该怎么办，老太太说：“只有找到阿明的下落，告诉她，她才会安息。可阿明已经失踪三十年了，说不定早就不在人世了。”我看着日记里苏晚写下的“阿明说过，会从北方回来，带我去看雪”，突然想起外婆生前说过，老城区的档案馆里，存着解放前的参军记录。
第二天，我冒着暴雨去了档案馆。管理员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听完我的来意，翻出了1953年的参军名单，在“苏晚”名字的旁边，果然有个“陈明”的名字，籍贯就是老城区，备注栏里写着“1954年在朝鲜战场失踪，追认为烈士”。管理员还告诉我，陈明的烈士证一直没人领，还存放在档案馆里。
我拿着烈士证回到书店时，雨下得更大了，铜铃“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油纸伞自动从柜子里飘了出来，落在我面前。我把烈士证放在伞面上，轻声说：“苏晚，阿明回来了，他是英雄，只是再也不能陪你看雪了。”
突然，伞面上的缠枝莲图案开始褪色，红光慢慢消失，最后变成了普通的墨色。书桌上传来“啪嗒”一声，是那张“还我伞”的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开始模糊，最后化作一滩清水，蒸发在空气里。我走到后巷，古井边站着个穿旗袍的女人，背对着我，手里撑着油纸伞。她慢慢转过身，这次，她的脸上有了笑容，眼睛里映着雨水，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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