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传：“吴，哗也。”郑笺：“饮美酒者，皆思自安，不驩哗，不敖慢也。”释音：“吴，旧如字。
《说文》作吴。吴，大言也。何承天云：'吴字误，当作吴，从口、下大。’此音恐惊俗也，音话。…哗音花。”孔疏： “人自娱乐，必驩哗为声，故以娱为哗也。定本娱作吴。”此可证 “吴”或“吴”字古读如“哗（哗）”，也就是“虞”字可以读作“华”；不过注“哗”为胡化反，是后起的音，不是古音。《史记·武帝本纪》引有“不吴不敖”四字，而作“不虞不鷔”。
一般音韵书归“虞”字于疑纽，归“华”字于匣纽，实际在上古的一些方言中，“虞”、“华”二字的声韵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不独如此，我们怀疑“虞夏”转为“华夏”，还由于“虞” “华”二字的古文有字形相近的写法。
《左传》隐公元年卷首载：宋武公之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闵公二年又载鲁桓公之子成季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公元年又载晋国始祖唐叔虞，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
“友”字较简单，说手纹相似容易理解；“鲁”字、“虞”字都较复杂，用以和手纹相比就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隐公元年孔疏有个合理的解释：“隶书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隶书。石经古文虞作于，鲁作表，手文容或似之。”这个“鲁”字的写法，实借“旅”字的古文为之，见《说文》所录古文“旅”。
“虞”字写作“于”，从字形上看，则当是“华”字的假借，只不过省去了篆文“华”字的声符“亏”，仅保留了字的上 部而又有省变（“华”字小篆作等）。
“虞”字在古可读为“华”是没有问题的。古“夸”、“华”二字同声符，章太炎先生谓“侉”即“华”之遗言也是完全合理的。进一步地说，“虞夏”、“华夏”都是双声（或准双声）叠韵字 （“夏”字亦属匣纽鱼部），在上古口语中可能没有分别，因此我们推断“华夏”不过是“虞夏”的转写。7、华族的来源顾颉刚先生曾说：“'华、 夏’，本一字也，以加重其发音而成为二字，犹之'越’以'于’为发音而遂为'于越’二字也。
言'越’即有'于’音，言'夏’即有'华’音。…'夷’之与'裔’，亦复如是。《左传》定十年：'裔 不谋夏，夷不乱华’，不过藉其异文，重出一句，使语气增益其力量耳。”此说有混“华”、“夏”为一字之嫌，且“华夏”联称的方式实与“于越”不同（“于越”之“于”实为词头），然认定“华” “夏”二字古同音是确不可移的。“华胥”一词应该也是“华夏” 的转写，“胥”字从“疋”得声，而“疋”即“雅”字，与“夏”完全同 读。传说“华胥”为黄帝之母，当由尊崇黄帝为华夏始祖的观念化出，是知“华胥”一词的起源一定晚于“华夏”，现在用以论证“华夏”之名出于“华胥”，正好搞反了。
“华山”之名当亦晚起， 其地在今陕西境内，也决不会成为“华夏”之称的本源。古如果承认“华夏”之名起于“虞夏”，那么对所谓“华族”的考求，就不能拘泥于某一部族。即使强说这样一个“华族”确曾存在，
那也只能是指“五帝”时代后期以虞舜为代表的东方集群。事实上，“华夏”一词还仅见于春秋以来载籍，这时的“夏”早已不是单指历史上的夏部族，因此“虞”或“华”也不应单指历史上的东方部族一“华”和“夏”都已成为中原民族的代名词，故既可单称，也可合称。
《说文》说：“夏，中国（原）之人也。”这是相对于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之后的很正确的解释。8、华夏的地域范围“夏”字本为首部和四肢俱全的人形之摹画，一望而知含有“衣冠楚楚” 的意象，可见古人在造字时已赋予了它特定的文化涵义，在字形上已显示出中原与四裔之别。与此相对的四裔之名，最显豁的是东夷之名，其初文只写作表示跽坐的“尸”，形体极简单，与 “夏”字大异。依此而言，如果把“华”字也作为族称来对待，
那么对它的训诂也只能和“夏”字一样——“中原之人也”——不能有另外的解释。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到，降至春秋战国时，中原文化区的范围已大大扩展，大凡各大诸侯国的控制区（包括许多过去被视为“四裔”之地的边地），都已进入中原文化区的范围，因此对华夏民族分布区的界定，也就断不可囿于旧有的地理方位。
例如东方的齐、鲁地区，原属东夷腹地，而这时都已入于 “华夏”。《左传》定公十年载齐、鲁夹谷之会，齐侯欲以莱人之兵劫持鲁侯，孔子斥退之，因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语。
孔疏云：“莱是东夷，其地又远。'裔不谋夏’，言诸夏近而莱地远； '夷不乱华’，言莱是夷而鲁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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