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J座水电工程还没办完进场手续，施工单位就已经开始动工了。在现场，甲方庄工当着小刘的面直接问我：“要不要让施工单位提供施工方案？”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问住了。
我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小刘，心想领导不就在这儿吗？便脱口而出：“领导不就在这儿吗？问他去。”可小刘却像没听见一样，低着头一声不吭，把问题又抛回给了我。
按正规流程来说，施工方进场前，确实必须提交完整的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经过监理审查合格后才能正式开工。但现在对方手续不全却已经进场了，这个节骨眼上到底还要不要追讨方案，我心里实在没底，一时也拿不准。
我琢磨不透小刘当时沉默的用意。也许他和我一样，对这个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方式感到犹豫，所以不愿轻易表态；又或者，因为水电工程的具体监理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他可能就不想插手，万一将来出了什么问题，责任也能清晰地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今天我突然又想起这件事，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私下问了问经验丰富的小黄工和聂工。他俩意见一致，都认为无论手续如何，施工方案都必须要。
小黄工还提醒我，这种事最好请示一下黄经理。我赶紧给黄经理打了电话汇报情况。没想到，他一听我说甲方当场询问时小刘居然一言不发，顿时火冒三丈，在电话那头就发了脾气，估计回头又把小刘狠狠训了一顿。
后来我才弄明白，小刘当时误以为庄工问的是土建工程的事，所以才没有接话。这反而让我更困惑了：土建明明是他分管负责的，他怎么会不清楚需不需要方案呢？就算理解有误，至于在现场完全保持沉默，把问题全推给我吗？
事后，小刘给了我一个指示：让我发通知，要求施工方先补一份施工方案上来，如果他们不配合，就责令停工。我接着又去请教聂工，这种通知该用什么格式下发，毕竟我头一回处理这类情况。聂工建议我：“先口头通知他们，如果口头通知无效，再发正式的书面通知。”
我觉得这个办法稳妥，就立刻打电话给施工队的梁老板，要求他先拟一份施工方案提交给监理审核。梁老板是个急脾气，一听又要补材料，显得很不耐烦。我心里暗想，不管你现在高不高兴，如果下周一之前还交不出方案，我肯定按规定下发正式通知，到时候就不是商量了。
整件事下来，我又一次尝到了做监理的委屈滋味：施工队进场，甲方有时候并不通过我们监理这一关，等事后出了问题，却要我们来补手续、擦屁股，最后反而把施工单位给得罪了，里外不是人。
为了赶制K座急需的水电修改图纸，那天中午我连宿舍都没回，直接在阿健的工地食堂凑合了一顿。吃饭时，蚊子围着我不停地叮咬，两只胳膊上被咬满了红包，又痒又肿。我也顾不上这些，匆匆扒完饭，就赶紧回到办公室继续修改图纸。
图纸终于改完，交给庄工签字确认后，我顺口跟他提起了J座施工方案这档子事。他听得很认真，而我则带着点抱怨的语气，漫不经心地说：“说实话，要不是看在黄经理的面子上，我真是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待了。跟小刘搭档，什么事都得自己琢磨、自己扛，他整天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现在，我总算深切体会到当初聂工私下提醒我的那些话。他说得一点没错，我确实得多留个心眼，提防着小刘一些，千万不能稀里糊涂地惹火上身，更不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的替罪羊。这个人，心思确实有点深，让人难以捉摸。
如今的我，虽然身边人来人往，但不知为何，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单。这些人里，竟没有一个能让我敞开心扉、说说知心话的。
小刘心思太过缜密，说话做事总像隔着一层纱，沟通起来颇为费力；聂工的性格又有点怪怪的，让人捉摸不透；小黄工年纪尚轻，虽然有些话题能聊上几句，但他毕竟是黄经理和小刘的同乡，关系亲近，我哪里敢什么话都毫无保留地对他说呢？
此刻，我格外想念在广州总公司工作的小季。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彻底卸下防备，身心完全放松，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有任何隐藏。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抛开手头所有的工作和琐事，安安静静地面对面坐下，不受任何打扰，好好地、畅快淋漓地聊上一场。
本来我曾打算抽空去广州看看他，他却体贴地抢先说道，还是等他有空时来看我吧，免得我奔波。我心里其实很明白，他在广州那边的工地项目，事务比我这里更加繁杂，日程也更为紧张忙碌。
终究还是没忍住，给小季拨去了一个电话。我对着听筒心情沉重地说：“我现在特别想你。”他显然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带着些许疑惑和关切问道：“什么意思？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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