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已经庞大到，任何试图“拆除”或“大幅限制”它的努力，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数百万人可能失去收入来源，数千万消费者可能面临价格上涨。
地方政府可能失去重要税收，企业可能失去销售渠道。
就像一个病人，已经依赖呼吸机生存。
你可以调整呼吸机的参数，但不能拔掉管子。
因为病人的自主呼吸能力，已经在长期依赖中衰退。
听证会结束时，桥本大臣总结：
“感谢各位的意见。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法案，力求在促进创新和保障权益之间取得平衡。”
“平衡。”散会后，铃木重工在走廊里对佐藤一郎苦笑：
“这个词现在成了不作为的最好借口。
因为要平衡，所以不能动平台的根本，改革只能停留在表面。”
佐藤一郎点燃一支烟：
“老铃木，你我都知道，我们已经输了。
不是输在今天的听证会，而是输在过去四年。
当平台悄无声息地长成参天大树时，我们没有及时修剪。
现在它已经把根扎得太深，要砍倒它，会带出太多泥土，可能引发山体滑坡。”
“那东瀛制造业的未来呢？”铃木重工的声音有些激动：
“那些需要数十年技术积累的精密产业呢？”
佐藤一郎沉默了很久，直到烟燃到尽头。
“也许，”佐藤最终说道：
“那已经不是未来的一部分了。”
………
2000年7月5日，财神岛！
财神基金金融全球战略会议室。
这是一年一度的高层闭门会议，不设记录员，所有电子设备在入口处寄存。
椭圆会议桌旁坐着十二人，是张启明旗下启明系最核心成员。
张启明看向邓伟伦，说道：
“东瀛作为第一个完整周期，先汇报。”
邓伟伦闻言，站起身，身后的屏幕显示着最终版战略闭环图。
“我们从96年底开始布局，截止目前，我们在东瀛数字生态系统已经完成闭环，并实现自我强化运行。
我汇报几个关键指标。”
第一，市场主导地位固化。
第二，数据垄断形成。
第三，金融渗透深化。
第四，人力资源虹吸。
第五，政策影响确立。
邓伟伦对四个指标进行了详细汇报。
四大指标，通过平台垄断数据，通过金融，渗透到商家和个人，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环球支付在线上支付市场份额达到71%，线下正在通过补贴战快速扩张。
去年，基于支付数据的信贷业务快乐贷，坏账率只有传统银行的四分之一。
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贷款余额已经突破1.5万亿日元，年化收益率8.7%，成为新的利润支柱。
东瀛顶尖大学毕业生中，选择加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比例，从1996年的3%上升到2000年的17%。
相比之下，选择进入丰田、索尼、三菱等传统制造业巨头的比例，从25%下降到11%。
大量人才的加入，会让互联网数字平台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更让张启明满意的是，拼夕夕这些龙头企业，与东瀛政府的关系进入深度合作期。
经济产业省的数字经济政策委员会，有这些平台两位前高管担任顾问。
总务省的通信政策审议会，有平台推荐的学者参与。
厚生劳动省的零工保障方案，采用了平台提交的框架草案。
现在平台已经不再是被监管的对象，而是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走到这一步，张启明的谋划可以说是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接下来数字平台的更深入，已经不需要环球金融刻意推动，就会自我进化的进入加速期。
听完邓伟伦汇报，会议室安静了几秒，马云飞提问道：
“东瀛政府和社会，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吗？”
“早就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邓伟伦回答道：
“学者、传统企业家、有远见的官员。
但意识到又能如何？
我们的系统提供了短期利益：就业、消费便利、经济增长数据。
在民主政治和短期选举周期下，没有政治家敢冒风险去对抗一个让民众得到实惠的系统。
这就好比糖，大家都知道吃太多糖有害健康，但当糖已经渗透进每一道菜、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中时，戒糖的痛苦远大于继续吃的风险。”
张启明轻轻敲了敲桌子，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
“东瀛的成功经验，验证了我们的核心战略假设。
现在拼夕夕模式已经达到临界规模，会产生自我强化的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最终改变整个经济体的运行逻辑。”
张启明调出东南亚地图，指着屏幕说道：
“过去两年，我们在东南亚大肆做通信基础建设。
3G网络已经基本覆盖主要城市，4G网络试验田，也已经覆盖各国最发达城市。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东瀛成功的经验带入东南亚。
将这里达成我们更加稳固的后花园。”
会议室所有人，全都屏气凝神的看向张启明。
“引入不是简单的复制。”张启明郑重道：
“每个市场都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监管环境、产业结构。
我们需要本地化适配。
东瀛的经验中，最核心的不是拼夕夕或爱拼团这两个产品，而是我们发现的几个关键机制。”
张启明操作遥控，屏幕上页面闪过：
“第一，低价黑洞效应，通过补贴和规模压价，创造价格绝对优势，吸走所有价格敏感型需求。”
“第二，零工内卷机制，用算法优化将人力成本压到最低，同时让从业者陷入多劳多得的自我驱动循环。”
“第三，流量封建体系，控制流量分配权，让所有商家不得不遵守我们制定的规则，包括价格、服务标准、佣金比例。”
“第四，数据赋税模式，表面上提供免费服务，实际上通过数据获取和金融渗透，对每一笔交易征收数字税。”
“第五，政策合作策略，用就业数据和增长数据，换取政策支持和监管宽容，逐步从被监管者变为规则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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