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由于太过失望，没等国难会议结束，就提前离开了洛阳。
同样作为要求立宪的民主人士，以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则从头到尾留下来给汪兆铭添堵，期间毫不掩饰地在大会上抨击国党独裁专制。
在准备返回天津的当天上午，李璜特意前来拜访周赫煊，见面就问：“周先生，你对国家主义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国家主义是个很好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学说。”
李璜有些不高兴：“仅仅只是理念和学说吗？”
“是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时很难取得效果。”周赫煊点头道。
民国时期有太多的主义，比如李璜就信奉国家主义，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发展至今，已成为继国党、共党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不仅在国内20多个省拥有党支部，还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拥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到70年代，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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