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德王由皇帝下旨赐死，福王府、德王府撤藩并削籍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师，然后通过朝廷的邸报和驿站，以及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迅速向南、向西扩散开去。
在引起一部分宗室亲贵腹诽不满的同时，却也赢得了河南、山东两地士林百姓的归心。
在两地士民百姓看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自从登基以来，其所作所为虽然颇多出人意表之处，但总的来说，却是顺应了民心民意。
不管铲除擅权多年的阉宦魏党，还是献出皇庄、募民屯垦，包括如今严惩为祸地方的宗室藩王，每一项都站在了这个时代天下民心的一边。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每一步都至少踩在了政治正确的那一边，不管是谁，皇帝这么做，你都不能说皇帝做得不对。
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这就是阳谋的力量，根本无需搞什么阴谋诡计，就凭堂堂正正的手段，就能够把该做的事情做了。
处置福王、德王和两藩的圣旨出来以后，高时明与方正化这两位如今炙手可热的大太监，即刻带领所属人马，分赴洛阳和济南而去，一来负责监督执行皇上的旨意，二来负责抄没两位藩王府的家产土地。
当然，与高时明同去洛阳的还有李秉诚，而与方正化同去济南的则是李承先。
李秉诚和李承先，之前都是涿州新军训练大营营务处的营务帮办。
当然了，这个营务帮办是兼职，算是差遣，不算是朝廷正式的官品序列。
他们二人此前与杨应乾一起，都是孙承宗督师蓟辽期间，在蓟辽督师府中任职的朝廷官员，负责的就是募兵屯垦与练兵，都是由武职转为文职的非进士出身官员。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军机处成立后，这两人都进了军屯司，当了军机处军屯司的主事。而本职，一个放在了户部，一个放在了兵部，都是从五品的员外郎，跟着杨应乾继续在京畿搞募民屯垦。
如今京畿之地的募民屯垦已经走上了正轨，于是这两人在涿州大营建成之后，就又都入了营务处继续辅佐杨应乾。
如今到了七月，涿州大营的各项事务也都运转起来了，两人也都没有特别重大的职司，也是该动一动地方了，一来算是酬功和提拔，二来也是把他们放在如今最需要的地方上去。
所以，这一次，李秉诚跟着高时明奔赴洛阳的时候，身份已经变成了洛阳户部分司衙门的五品郎中，一方面配合高时明所带人马完成皇帝交办的任务。
另一方面就是在洛阳城中设立户部分司衙门，利用抄没的福王府钱粮田产土地，就地设立洛阳银币铸造分厂，直接监督铸造崇祯银元，并转运支应西北平乱军队一应粮饷物资。
而李承先的职责，当然是跟着方正化去济南接收德王府的大量土地产业，照着京畿屯垦的模式，在德王府立藩百余年来所占有的大量田产土地之上，继续推行募民屯垦事业。
也是在朝廷赐死福王的消息传到河南以后，已经带着巡抚衙门和总兵衙门，匆匆忙忙地移驻洛阳的河南巡抚邱兆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皇上的后招在这里。
赐死福王的同时，抄没福王府的金银财富和田地产业，不光是收服了河南士民百姓的民心，而且军队移驻、重建关城所需的大量粮饷，也都有了出处。
最重要的是，从福王府抄没出来的十数万顷土地，遍布河南府、怀庆府、南阳府等地，足以安置得了数十万户的河南饥民和流民。
可以说，杀了一个福王，几乎等于是为朝廷挽回了一个河南，不管怎么说，这个账都是合算的。
历事四朝，见惯了人事更替，如今已经年近六十的河南巡抚邱兆麟，这一次，真的是由衷地佩服当今这位皇帝的魄力与心机。
利用瞿式稆的六不平疏，重审梃击案、红丸案，在为自己的父亲泰昌皇帝报仇雪恨的同时，一举削掉了两个大藩，不仅收获了大笔钱粮田产，而且收获了两地百姓的士心民心。
还在下决心除藩之前，就命令河南巡抚和河南总兵衙门移驻洛阳，提前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
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皇帝的圣旨一下，福王本人以及福王府除了束手待毙，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事实上也是如此。十数日后的一个中午，当高时明、李秉诚带着人马赶到洛阳城，汇合了如今驻节在河南府衙的邱兆麟，大张旗鼓地一路来到福王府门前的时候，福王府里已经是人人戴孝、哭声一片了。
福王朱常洵虽然短视贪婪，但是却也不完全是个傻子，自从当今皇帝重启梃击案和红丸案审理之后，就一直担心皇帝的目标是他这一家子，毕竟当年与泰昌皇帝朱常洛争位的人，正是他本人。
虽然其中有很多的不得已之处，但当年的恩怨已经种下，泰昌皇帝短寿，福王这一系算是逃过了一劫，随之而来的天启皇帝受制于魏忠贤，而魏忠贤与东林不睦，福王一系从中左右迎合，特别是后来三朝要典一出，福王朱常洵这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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