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崇祯元年六月，朝廷发圣旨起复朱燮元为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同时令其领南京兵部尚书，督办云贵川广西湖广五省军务兼理粮饷，朱燮元七月接到圣旨赴南京，八月末押解粮饷水陆兼程到任贵阳。
崇祯元年九月，朱燮元以南京兵部尚书云贵总督部院，行文广西巡抚李逢节，征调广西忻城土司莫可及、东兰土司韦昂，各率壮狼兵两千入援贵阳；
行文四川巡抚尹同皋和湖广巡抚田仰，征调石柱土司秦良玉白杆兵和湖广保靖土司彭朝柱，各率土兵三千入援遵义。
同时，又下令云南总兵官林兆鼎，率云南兵进驻曲靖，四川总兵官侯良柱率四川兵进驻泸州。
十一月初，云南总兵官率军进入曲靖，朱燮元亲赴曲靖犒师，与云南巡抚闵洪学一起检阅云南军队，实得六千四百人。
然后，朱燮元按实有人数补发欠饷兼预支三月饷银，累计发放六个月饷银，共七万六千四百崇祯银元，同样每月人给一石粮，调拨米粮三万六千四百石，缺粮缺饷已久的云南总兵林兆鼎麾下士气大振。
十一月下旬，朱燮元再次离开贵阳，亲赴遵义，召见率军来援的石柱宣慰司土司首领秦良玉和保靖土司首领彭朝柱，明确遵义方向以秦良玉为主将，以彭朝柱为副将，并给两部土兵合计六千人预支六月钱粮，累计发饷七万两千银元。
十一月底，朱燮元在遵义接见了奉命赶来的四川总兵官侯良柱，同样是大派钱粮，使得之前士气低迷已久的四川军队，也立刻振作了起来。
朱燮元担任过四川参政、布政使、巡抚，对川兵的情况有所了解，也因此没有再翻山越岭前往泸州校阅，而是直接给付钱粮，令侯良柱尽快从泸州进军永宁宣抚司，然后兵进府。
到了十二月中旬，广西巡抚李逢节率领的广西官军及土司狼兵共七千人，终于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地抵达了贵阳。
朱燮元当即在贵阳城中校阅贵阳全军，实得营兵狼兵一万八千人，并且当场派饷。
一向属于自带粮饷自负盈亏的土司军队，这一次不管是素来听话纪律严明的石柱土兵、保靖土兵，还是一向桀骜军纪极差的莫氏和韦氏狼兵，全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粮饷犒赏。
而且是按照官军营兵的标准，每月两块银元，直接发给本人。
朱燮元大派粮饷的做法，当然不是单纯的慷慨。
历史上，奢安之乱爆发之后，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归根结底就是个钱粮问题。
大明朝最不缺的就是人马，就是兵员，特别是四川湖广，有大量的人口可以招募成军。
之所以军队的数量没有办法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甚至比起这些土司头领们还多有不如，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饷。
水西安氏辖内有四十八洞头目，或者说四十八部长官司，每洞首领都能拉起数千青壮彝族土兵，因此动辄就是十万兵马出水西。
而官军这边，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除了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沐英和傅友德率领三十万大军，途径贵州入滇，一举收服西南以外，二百多年间，大明朝廷在西南用兵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再也没有过这样规模的大军了。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比如，针对西南土司的羁縻政策，云南的土司叛乱了，就调贵州四川的土司出兵去打。
贵州的土司作乱了，就调四川和湖广乃至广西的土司军队去平乱。
这样做，既消灭了叛乱的土司，又削弱了听话的土司，对朝廷都是有利的。
然而，大明朝廷终究没有召集大军，一举将西南的所有土司除掉，而是允许他们如同独立王国一般存在着，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钱粮的问题。
播州之乱的时候，大明朝廷正集中全力与日本人在朝鲜作战，没有足够的钱粮调集足够的大军进剿。
奢安之乱的时候，大明朝廷又集中全力在辽东与建虏争锋，也没有足够的钱粮调集足够的大军进剿。
这也是播州之乱拖延了八年之久的原因。
云贵四川一带的卫所系统，多数都是土司充任各级官员，土司所做乱之后，这些卫所土官自然没法使用。
如此以来，镇守总兵官们就得招募营兵，而招募营兵当然需要支付粮饷。
而没有足够的钱粮，也就养不起足够多的营兵，因此也就难以快速地平定土司们的叛乱。
可是只要朝廷腾出手来，这些造反土司们的末日也就到了。
当年的播州之乱就是这么被平定的。
只要大明朝廷不是两线作战，或者即使两线作战，但仍有大量钱粮支应的时候，这些位于西南群山之中的土司叛乱，就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被消灭。
这一次，朱燮元到贵阳主持平定奢崇明安邦彦的第二次叛乱，面临的情况正是如此。
尽管朝廷从崇祯元年以来先后在朝鲜与建虏开战，在山西与流贼开战，但是若论战事的规模和时间，自然与万历年间的平倭之役和天启年间的辽东危局不能比，再加上崇祯皇帝大肆抄家搞来的钱粮，不管是户部还是内帑，都比天启年间情况要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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