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模拟光照准时亮起，将房间染成柔和的淡金色。伊芙琳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平静地吃完早餐。手腕上的监护环数据显示，她的生理指标在正常范围内波动，仅显示出“轻微睡眠不足”。她对着镜子整理头发时，注意到自己眼底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但那双灰色的眼睛深处，某种东西却比以往更加锐利、更加清醒。
上午的例行检查由一位她不认识的年轻医生进行，马丁内兹博士没有出现。助理解释博士有紧急会议。伊芙琳顺从地配合检查，只在回答问题时，装作不经意地问：“博士最近好像很忙？”
年轻医生一边记录数据一边随口答道：“是啊，上层好像对某些长期项目的评估要求加速了，好几个部门都在加班。”
长期项目。评估加速。
伊芙琳点点头，不再多问。她安静地坐在检查椅上，目光低垂，仿佛在忍受某种轻微的不适。医生以为她是因为检查而疲倦，便加快了速度。
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伊芙琳再次前往内部阅览室。这次她没有去触碰那些敏感的档案区域，而是选择了“联邦社会心理学与适应性研究”区域。她找了本厚重的《群体性创伤后社会整合模型》，在一个靠角落、但摄像头视野清晰的位置坐下，慢慢地翻看。她偶尔停顿，做笔记，眉头微蹙，仿佛在努力理解复杂的概念。她需要一个稳固的“行为模式”：一个努力康复、试图理解自身处境、逐步融入的病人。
然而，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阅览室进出的其他人身上。
她注意到，每隔大约四十分钟，会有一名穿着浅灰色制服的技术员进入，到“系统管理与日志记录”区域的书架上取放一些厚重的活页夹。那人动作麻利，目不斜视，似乎只是例行公事。伊芙琳记下了他的特征：中等身材，头发微卷，左耳戴着一个很小的、黑色通讯耳塞，制服胸牌上的名字是“凯勒”。
另一个常客是位年长的学者模样的人，总是穿着质地精良的便服，在“历史档案—非机密摘要”区域流连。他翻阅时极为仔细，时不时发出轻微的叹息。伊芙琳有一次在饮水机旁与他擦肩，闻到他身上有淡淡的旧纸张和薄荷气味。他没有佩戴明显的身份牌。
第三天，伊芙琳在阅读时，故意将一支笔掉在地上。笔滚到了不远处凯勒的脚边。他正准备离开。
“抱歉。”伊芙琳轻声说，弯下腰去捡。
凯勒几乎同时弯下了腰，先一步捡起了笔。他的动作很快，但在将笔递还给伊芙琳的瞬间，他的指尖在笔杆上轻轻点了三下——两下快，一下慢。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与伊芙琳接触了不到半秒，然后迅速移开，面无表情地点头示意，转身离开。
伊芙琳的心脏漏跳了一拍。她不动声色地接过笔，回到座位。
那是“信标计划”早期使用过的一种简易联络信号，代表“注意，可能有监听”。极其古老，几乎已被遗忘。如果不是她在档案里看到过关于其通信协议附录的零星记载，根本不会注意。
凯勒是什么人？一个同样在寻找线索的内部人员？一个试探她的陷阱？那信号是警告她小心监控，还是警告她不要轻举妄动？
她强迫自己继续阅读，但书上的文字已经失去了意义。凯勒的耳塞、他胸牌上的名字、那精确而隐蔽的敲击……这些细节在她脑海中盘旋。
那天晚上，她失眠了。不是因为焦虑，而是因为大脑在高速运转，分析各种可能性。凯勒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但也可能是最危险的诱饵。她需要验证。
第二天，她改变了策略。她没有再去阅览室，而是在休息室待了很久，对着窗户“发呆”，偶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像是情绪低落时的随意涂鸦。实际上，她在梳理已知信息，尝试找出凯勒可能的活动规律或与其他人的交集。
机会在第三天下午到来。马丁内兹博士终于出现了，带着比平时更严肃的表情。她的检查更加详细，询问也更加深入，尤其是关于伊芙琳对B-7事件中“异常声响或光线”的记忆细节。
“科尔研究员，请再仔细回忆，除了哈里斯研究员最后的行为，你是否感觉到任何……不属于基地设备的声音？哪怕非常微弱，类似耳鸣，或者某种规律的脉冲？”
伊芙琳露出努力回忆的表情，最后迟疑地说：“我不确定……当时一切发生得太快，噪音很大……但事后，在极度安静的时候，我好像……偶尔会隐约感到一种非常低沉的嗡鸣，像是一种……背景压力，时有时无。我以为那是创伤后的耳鸣或心理作用。”
马丁内兹博士的记录笔停顿了一下。“你能描述一下那种嗡鸣的特征吗？比如频率变化，是否与你的心跳或呼吸有关？”
“很难说……它似乎……是独立的。有时候感觉离得很远，有时候又好像就在耳边。”伊芙琳小心地选择词汇，将那天夜里感觉到的、以及从技术员对话中听来的“幽灵信号”特征，模糊地投射到自己的“症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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