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考在赣州四中，这个学校因为出了个少年大学生而闻名。
钟志远跨入四中的校门时，他想：赣州一中也会因为自己而闻名。
预考就是一场资格赛，对钟志远等这样成绩好的学生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佟生这些成绩一般的人来说，意义非凡。过不了预考，失去参加高考的资格，意味着这一辈子只能当工人，做个体户，进不了国家机关，做不了国家干部，当不了官，总之，低人一等。这是当下的认识，大体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影响，“学而优则仕”，“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些古人骨子里的意识流传千年仍旧影响后人。
千军万马走“高考”这座独木桥，八十年代如此，未来如此，甚至更甚。
原本钟志远就是赣州市预考前三名，重生回来，预考对于他来说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了。
六月六、七、八日，像高考一样，连考了三天。
端午刚过，章贡两河的水大涨，水漫进钟志远家的门槛，倒灌进屋，桌椅都泡在水里，只好用桶，用盆将水舀出去。
浮桥的船已经收起，码头之间河水汹涌，一河之隔，望而兴叹，要进城只能绕道西河大桥。
这倒像是给钟志远的一个考验。
当然，对钟志远而言，小插曲而已，走路从来没觉得累过。
不光是他，这个年代的人，只听过挑担子累的，没听过说走路累的。
预考期间，赣州电视台播出了题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专题新闻报道。
电视开篇就是一段花儿模特队在上海、北京、哈尔滨、成都和广州的时装表演影像，花儿模特们高挑性感的身材、美丽高雅的气质、极富观赏性的台步，色彩明亮款式新颖的服装，无不抓人眼球，一下就吸引了观众。
镜头继而呈现时装表演现场人山人海的盛况，各地媒体的溢美之词，纺工部领导接见的合影，花儿女装五地专卖店被抢购的火爆场面。
“我市花儿模特队与上海模特队同台表演，获得盛赞！”
“我市花儿模特队全国五城巡演，轰动全国，震惊业界！”
“我市花儿制衣厂在上海、北京、哈尔滨、成都、广州设立服装专卖店，销售火爆。”
一条条字幕，让赣州人着实兴奋了一回。
什么时候，赣州出了这样一家企业？
观众的好奇心被吊起来，电视报道转而讲述花儿制衣厂的前世今生。
原来，花儿制衣厂刚成立不到半年，前身是水西公社的社办厂，叫水西服装厂。
“水西服装厂当时亏损严重，想尽办法，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向社会公开出售。”电视里，刘志扬苦笑说，“当时，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我都被人叫成‘疯书记’，疯子的疯。”
“是的，当时人心惶惶，大家都担心，能不能拿到工资啊，今天干了明天还有活吗？”
电视里，田甜讲述当时工人的心态，她笑说，“但是，很快大家就安心了，花儿制衣厂虽说是私人企业，但是我们的管理是制度化的，我们的工作是计划性的，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管，全都事先以文件的形式发布，文件一旦发布，就严格执行，决不随意更改。像缝纫工的计件制工资制度，当初制订时误算了，标准定得太高，工人们拿到手的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高得离谱，但制度说试行三个月，就试行三个月，你去问问，工人们高兴坏了。”
“你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
记者林子怡在车间问一个女工。
“满意，太满意了！以前家里一个礼拜见不到荤腥，现在天天可以吃鱼吃肉了！”
女工笑得皱纹绽放，露出满嘴的牙。
“以前带小孩上街，就怕他闹着上馆子，现在，”另一名女工抢过镜头说，她拍拍口袋，“现在有钱了，昨天还带孩子去客家小厨吃饭呢，他在树屋里可开心了！”
“听说，你们实行计件工资，是怎么个制度？”记者林子怡问她们。
“计件制太好了，多劳多得，做多少拿多少，不像以前，做多做少都三十块钱。”
“而且，做再多，厂里都给，这几个月我们拿得多的，一个月几百块呢！”
记者林子怡听了吓一跳，“听说，你们的标准定得特别高？”
女工们笑了，“是啊，我们都觉得高了，第一个月算下来，我们就担心厂里要赖掉，结果，还真的发了，而且，说试行三个月就三个月不改。”
“改的时候，还征求大家意见！”
电视里，女工们露出幸福的笑容。
报道回顾了消防事件，以及市政府由此展开的政府部门作风整风，社会各界对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提升的好评。
报道让人们看到，一朵在地方政府推动下的个体之花，在赣州绚丽绽放。
同时，《赣南日报》刊登了特约记者林子怡的同名文章。
报道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
“哥，你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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