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杨帅指挥20军、58军担任鄂南崇阳通城地区的防守任务。二十军军部住修水白沙岭，一三四师住通城麦市，以一三三师对付通城之敌，该师以徐昭鉴的三九八团守备通城东南凤凰楼、阳台光两高地，与通城日军对峙；以陈亲民的三九七团守备通城以东麦市地区；师部与景嘉谟的三九九团驻何家椴地区整训。
早在20军从安庆退至武汉时，原来担任杨帅护卫之职的杨汉印手枪团，被杨帅派往保护黄金外币，后又押送回川广安。杨志的特战营就被杨帅调至27集团军总部，一直跟随在杨帅身边。
在武汉时，杨帅因患急性盲肠炎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手术之后，医生嘱咐还要静养等候拆线。20军则已经奉令扼守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在长沙东面担任防御。马守要塞失陷得后，才体现出战区司令部部署长沙防御的良苦用心。因为长沙不但是湖南省会，还是西南门户的枢纽。日寇很可能会运用他们惯于采取的迂回战术，穿越赣北，直抵长沙，而长沙一失，大西南也就失去了屏障。此后鬼子根本用不着攻打武汉，只需南下衡阳入桂攻黔，然后西据常德，再穿过湘鄂黔边境，便可以直捣重庆，到那时，整个抗战形势都将陷入绝境。
杨帅顾不上手术拆线后静养，急忙赶到长沙。军委会已指定其司令部设于长沙，部队则列阵于平江、浏阳一线，于是又急急赶到浏阳，与部队会合。
在长沙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气氛紧张万分，但平江、浏阳前线反倒草木不惊，一片祥和。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敌人已经改变战略，以陆海军立体进攻的方式溯长江直攻武汉。
杨志便跟随集团军总部在平江待了下来。当时，湖南平江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后，留下少数人员组成以参议涂正坤为主任的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负责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开展支前工作。该通讯处设于嘉义镇，距杨帅在长寿街的总部不过二十里左右。
东线无战事，待在平江的杨志不由得想起了“平江惨案”。早在1937年国党就把黄金洞、九宫山、天岳关、枣桥四个地区划为特区，专门设立对付共党的机构——特别区政治局。我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后，这个特别区政治局机构虽已撤销，但取而代之的是湘鄂赣边区游击司令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孔荷宠为副总指挥，游击总指挥部设在平江县城。战区司令部将20军从皖南前线调到湖南平江，防备日寇进犯长沙，暗中也有防备对付共党之意。
为预防杨帅到时不听指挥，上面又把中统特务庄文炳派到平江，以2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部队和地方安插了大批特务，一来可以控制杨帅；二是调查收集共党活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他们大肆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留守处。嘉义乡公所于1939年4月公开张贴布告把新四军称为土匪，诬蔑新四军有进犯平江的企图。
国党平江县党部、县政府和三青团联合呈文27集团军，要求取缔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说什么共党有新组织到处活动。
迫于压力，27集团军公布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通告》和《战区各种服务团队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共五条，规定：“凡在战区范围里的一切团体，得一律向我战区报到，领取护照，并逐月报告工作，工作地点若有移动，移动前须向战区报告，到达新的工作地点，须向战区所属驻军报到，并检验护照……凡未履行手续，领取护照者，一经查获或举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
历史上此案是杨帅具体部署，由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指定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到嘉义具体执行，杀害了通讯处六名干部与工作人员。
为了避免平江通讯处人员遭难，同时也为防止杨帅滑落失陷过甚。杨志决定设法挽救通讯处人员，提前让通讯处撤离。
杨志想了半天，决定先向通讯处示警让其撤离。如果不行，就采取极端方式，如假扮土匪放火、开枪等，破坏其工作场所，扰乱其工作秩序，就是搞得通讯处不得安生，无法继续在嘉义待下去、不得不离开。
杨志的想法就是救人，所以第二天，杨志就与高杆龙换装成平民借口外出散心，来到通讯处附近打探。平江通讯处临街，原来是一家商铺，里面有一个院子，有办公的、也有宿舍。
杨志和高杆龙离得远远的缩在街角，这条街上来往的行人不多，杨志也看见通讯处不远处就有两个像中统的特务监视。待了一会儿，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女子从通讯处出来，手上挎着篮子像是去买东西。女子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特务跟了上去。杨志和高杆龙也远远的跟着，转过一条街，来到一个小集市，集市有不少人在买东西。那个年轻女子来到菜摊前买菜。杨志见那个特务一直盯着，无法上前与女子交谈，就问高杆龙：“龙哥，你有啥子法子引开那个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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