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末年，财政危机的阴影如同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之上。
崇祯朝，更是深陷于这一困境的泥沼之中，赋税征收的问题犹如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牵动着整个朝廷的神经。
崇祯四年同月，户部管理新饷的右侍郎周士朴呈上的一份报告，让本就忧心忡忡的朝堂气氛愈发凝重。
加派与杂项赋税，这两项关乎朝廷财政命脉的重要赋税来源，在多次严令催缴之下，竟然依旧未能顺利解运至户部。
加派赋税，乃是在原有赋税基础之上，因应国家特殊需求而额外增加的征收项目，其初衷或是为了筹集军饷以抵御外敌，或是为了赈济灾荒、稳定民生。
杂项赋税则涵盖了形形色色的临时性征敛，从商业活动的税收调节，到对特殊物资的调配征缴，种类繁多且繁杂。
然而，现实却如此残酷，各地对这些赋税的解运工作进展迟缓，几近停滞。
彼时的大明王朝，仿若一艘在狂风巨浪中苦苦挣扎的巨轮，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部，自然灾害的肆虐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洪水如猛兽般冲毁了无数农田村庄，干旱使得大地龟裂、庄稼枯槁，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所到之处，粮食作物被啃食殆尽。
百姓们在天灾的无情打击下，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成为了常见的惨状。
在这样的绝境里，民众根本无力承担繁重的赋税负担，地方官府在执行赋税征收任务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
而地方官员自身亦深陷困境，他们不仅要应对受灾民众的生存诉求，努力维持地方的基本稳定与秩序，又要在艰难竭蹶之中完成朝廷下达的赋税指标，实可谓进退维谷。
外部，边疆战事的烽火熊熊燃烧，从未停歇。北方的游牧民族频繁越过边境，对明朝的边疆地区展开侵袭骚扰，每一次的进犯都伴随着烧杀抢掠，百姓生灵涂炭，边疆的安宁被彻底打破。
东北地区，后金势力强势崛起，其野心勃勃，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后金的铁骑不断冲击着明朝的城池防线，一系列的战役使得明朝军队损兵折将，士气低落。
为了能够在军事上与外敌抗衡，明朝不得不大量扩充军队规模，改善军事装备，提升士兵的战斗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巨额的资金支持。
然而，赋税征收的不力，让朝廷的财政状况陷入了恶性循环，犹如一个无底的黑洞，不断吞噬着国家的生机与活力。
周士朴深感事态的严重性，毅然要求对各省巡抚和巡按御史进行严厉的问责。
他限定在户部公文到达后的三日之内，各省必须详细开列拖欠赋税官员的职名并上奏朝廷。
崇祯帝朱由检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一举措，责令“户部勒限各抚按查拖欠根因，一一指名纠参，以凭惩处；如过限不参，一体重治”。
崇祯帝的这一决策，彰显出他对赋税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急切解决之心。在他的认知里，赋税如同国家的血液，是维持整个王朝运转的关键所在。
倘若赋税不能及时足额地征收上来，朝廷将无法正常运转，军队将缺乏粮草与装备的补给，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必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朝堂之上，崇祯帝面色冷峻，对着众臣说道：“赋税乃国之根本，今加派与杂项赋税久拖未缴，诸卿有何良策？”
周士朴出列，恭敬地回答：“陛下，臣以为当严令各省巡抚与巡按御史，限时清查拖欠官员，务必使赋税早日解运。”
崇祯帝微微点头：“此议甚好，然朕恐地方官员相互包庇，拖延了事。”
这时，一位大臣进言：“陛下，可派遣亲信之人前往督查，以防官官相护。”崇祯帝沉思片刻，心中已有了计较。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一政策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与挑战。
地方官场之中，官官相护的现象已然成为一种积重难返的顽疾。各级官员为了自身的仕途利益与名声，往往相互勾结、彼此包庇。
他们深知，一旦如实上报赋税拖欠的真实情况，自己极有可能成为朝廷问责的对象，面临严厉的惩处。
于是，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各种手段来隐瞒真相。或是将赋税拖欠的责任推诿给其他同僚，或是归咎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以此来逃避朝廷的追查。
为了打破这种地方官员之间的利益同盟，崇祯帝在次年九月做出了一个大胆而颇具争议的决定。
他派遣了一位被认为“有心计”的太监张彝宪，赋予其总理户、工二部钱粮的重任，并允许其设立专门的官署，以总督的身份与体统行事。
太监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始终扮演着一种特殊而微妙的角色。他们因与皇帝的亲近关系，得以获取皇帝的信任与支持。
由于他们并非传统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出身，与外廷官员之间不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与人际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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