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头预留炮位形同虚设：据《火攻挈要》记载，调运三千斤火炮需配三十匹骡马，而赵州驿站因裁撤驿卒，仅存老马九匹。
更深层裂痕在权力结构。当王端家族殉难时，本应协防的卫所兵正在五十里外追剿“流匪”——实为抢收秋粮的饥民。
那些藏印幸存的官员，都得以升官。唯有城砖上的抓痕无声控诉：在西南角楼内侧墙面，有密集指痕，距地仅四尺——这是最后时刻，百姓叠罗汉攀墙逃亡的证明。
山西举人崔贤带着吏部的任命状，风尘仆仆地赶往河北新河县。这位刚中举不足三年的书生，此刻肩负着拯救一县百姓的重任。
当他抵达新河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沉：这座建于明初的土城，城墙低矮单薄，城垛残缺不全，城壕淤塞，几近于无。更令人忧心的是，城内既无正规驻军，也无足够粮饷，百姓们听说清军南下的消息，早已人心惶惶。
崔贤到任不足五十天，便接到了朝廷的紧急诏令，严令他尽快完成交接。当时，清军已突破长城防线，攻占丰润，正一路南下。新河地处京畿要冲，首当其冲。
面对如此危局，崔贤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没有退缩，而是毅然将家眷从山西接到新河，以示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
崔贤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城防。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抵御清军，必须团结全县士民。
于是他亲自巡行街市，向百姓宣讲守城的重要性，并组织乡勇，整修火器。在他的感召下，不少士民打消了逃亡的念头，纷纷加入守城队伍。
为了鼓舞士气，崔贤日夜操劳，亲自监督城防工程。他命人加高城墙，修补城垛，并在城墙上设置火器。
他自己则带着家眷和家丁，露宿城头，日夜巡视。一个月下来，原本破败的土城焕然一新，守城器械也准备就绪。
十一月十六日，清军小股部队抵达新河城下。崔贤立即组织反击，他亲自督率家丁壮丁，用火炮轰击清军。在激烈的战斗中，三名清军被击毙，其余清军见势不妙，只得暂时撤退。
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守城将士的士气。
然而，崔贤深知，这仅仅是清军的试探性进攻，更大的威胁还在后面。他下令加强警戒，同时派人四处求援，希望附近州县能派兵支援。但遗憾的是，援军迟迟未到。
十八日，清军果然纠集大股军队，再次攻城。这次，他们带来了重型火炮，对城墙进行猛烈轰击。
崔贤亲自登上城头，指挥将士们奋力抵抗。他亲自发炮矢，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
明伦堂内，教谕冯圣教端坐于案前，神色凝重。训导王可象立于一旁，眉头紧锁，低声问道：“冯教谕，清军势大，新河城破在即，我等该如何是好？”
冯圣教缓缓起身，目光坚定地望向王可象，声音低沉却掷地有声：“我辈当衰年遭国难，若存一苟全性命之心，有负此堂矣。国难当头，我等身为地方官吏，当以身作则，与城池共存亡。”
王可象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决绝，随即正色道：“冯教谕所言极是，我王可象愿与您一同上城防守，誓死保卫新河。”
于是，冯圣教与王可象带领着部分乡勇，登上新河城头。他们日夜巡视，组织防御，鼓舞士气。城头上，火把摇曳，映照着他们坚毅的脸庞。
与此同时，典史刘名世也率领着数十名敢死士，在城墙上往来梭巡，昼夜不息。他们手持刀枪，警惕地注视着城外的动静，随时准备应对清军的进攻。
然而，时间却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从崔贤到任到清军大举进攻，仅有四十天左右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们虽然竭力整顿城防，招募乡勇，但新河城的防御体系依然薄弱。
崔贤深知，若再给他更多的时间，他或许能完善城防，筹集足够的粮饷，训练出更强大的守城队伍。但现实是残酷的，清军的进攻如潮水般涌来，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十一月十八日，清军大股军队再次攻城。他们带来了重型火炮，对城墙进行猛烈轰击。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新河土城终于不堪重负，城墙被震塌，清军如潮水般涌入城内。
冯圣教与王可象率领着乡勇，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他们手持长矛，奋勇杀敌，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军包围。面对清军的劝降，他们义正言辞地拒绝，最终不屈而死。
刘名世率领着敢死士，在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他们往来穿梭，杀敌无数，但终因力量悬殊，被清军生擒。被俘后，刘名世大呼：“速杀我，我不屈也。”清军为了泄愤，将他残忍杀害。
如果像崔贤、刘名世等这样的官吏，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新河的情况或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他们或许能完善城防，筹集足够的粮饷，训练出更强大的守城队伍，从而抵御清军的进攻。
但历史没有如果，时间不会倒流。在这短短的四十天里，他们已经竭尽全力，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义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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