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傍晚，我按惯例整理1983届毕业生档案时，发现一份用牛皮纸包裹的卷宗。封面上用蓝黑钢笔潦草写着“特类事件·禁启”，边缘盖着褪色的“机密”印章。好奇心驱使下，我抽出内页——竟是七张手写笔录，落款为“淮北市西区派出所”，日期定格在1983年5月14日。
笔录记载着当年外语系女生林小棠的离奇失踪案。据其室友陈述，林小棠在毕业答辩前一周突然宣称“听到地下室有人喊她名字”，当夜便带着手电筒独自前往外语楼地下室，从此杳无踪迹。更诡异的是，警方搜查时发现地下室内墙布满指甲抓痕，最深一道嵌入砖缝三毫米，而现场未检测出血迹或皮屑。卷宗末页贴着张黑白照片：逼仄的走廊尽头，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虚掩着，门缝渗出浑浊阴影。
地下室的第二道锁
我将卷宗塞回原处时，档案室老管理员周伯正巧推门进来。他瞥见柜角露出的牛皮纸边角，脸色骤变：“这玩意儿不是早该销毁了吗？”见我愣怔，他压低嗓音说起旧闻：外语楼地下室在60年代曾是防空洞，80年代校方用水泥封死入口，但总有人传言深夜能听见里头传来脚步声。“当年林小棠出事前，也在档案室打过杂……”他猛地掐断话头，抄起卷宗径直走向碎纸机。
三天后的雨夜，我被系主任临时派去外语楼送材料。这栋俄式建筑的白漆早已斑驳，盘旋楼梯的木质扶手蛀满虫洞。行至二楼拐角时，一阵穿堂风突然掀开走廊尽头的窗户，雨丝裹着煤灰扑在脸上。我眯眼摸索窗栓，却听见楼下传来“吱呀”一声——像极了老铁门被推开的动静。
鬼使神差地，我举着手电筒走向地下室。封住入口的水泥墙不知何时裂开半米宽的缝隙，缝隙深处飘出潮湿的土腥味。抬脚跨入的瞬间，手电筒光束扫过墙面，竟映出大片暗红色符号：扭曲的英文字母与象形图案交叠，像极了中世纪巫术手稿。更骇人的是，那些符号正随着光束移动缓缓渗出血珠，在墙面上蜿蜒成“HELP XIAOTANG”的字样。
倒流的挂钟与镜像
我跌跌撞撞逃回宿舍，整夜未眠。次日清晨，室友陈宇盯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惊呼：“你袖口沾的是什么？”低头一看，墨绿色外套袖管上赫然印着半枚指纹——却不是人类该有的纹路，而是由无数细密螺旋构成的同心圆。
当晚，我带着相机重返外语楼。地下室裂缝依旧洞开，但墙上的符号与血痕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地碎玻璃。正欲离开时，头顶突然传来挂钟的滴答声。抬头望去，走廊墙壁的欧式挂钟竟在逆时针转动，分针每倒退一格，玻璃柜门的反光就模糊一分。等到时针退回Ⅶ的罗马数字时，镜面陡然映出另一幅景象：一个穿藏蓝色中山装的男生正趴在我此刻站立的位置写字，而他的影子……没有头颅。
相机快门声惊醒了某种存在。铁门轰然闭合的气流将我掀翻在地，手电筒滚落时照亮门缝——半截惨白的手指正缓缓缩回黑暗。
毕业生名单的空白页
我在校医院躺了两天。高烧退去后，周伯来探望我，终于吐露更多秘辛：林小棠失踪前曾频繁借阅50年代苏联援建时期的校报合订本，并在某篇报道上标注过“地下室改造记录”；而1983年负责此案的警察王振业，在调查期间突发精神分裂，至今仍在淮北市第三人民医院封闭病房。
“你要真想查，去图书馆找1992年4月的《淮北晚报》。”周伯将一张皱巴巴的借书卡塞进我手心，“这页报纸当年被撕掉了，但微缩胶片库或许有存档。”
在布满灰尘的胶片机上，我找到了那篇题为《我市破获特大盗墓团伙案》的报道。文中提到主犯刘某的供词：“我们从师范大学地下室挖出过青铜器，上头刻的符号和辽代萨满教的招魂幡一模一样……”配图是一尊布满绿锈的兽面纹方鼎，鼎身镌刻的螺旋纹竟与我袖口的指纹完全吻合。
最终的献祭仪式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前夜。我收到匿名信件，内附外语楼地下室平面图，某处被红圈标记的位置写着“真相在此”。带着撬棍和镁光照明弹，我再次潜入地下室，在图纸所示方位挖出个铁盒。盒内装着林小棠的日记本，最后一页字迹癫狂：
“他们选中了我，因为我是阴年阴月生的……地下室根本不是防空洞，是1953年苏联专家设计的祭坛！那些符号会吸走人的魂魄，等到第九十九个祭品，就能打开……”
日记在此中断。照明弹燃尽的刹那，我看见无数半透明的人影从墙体渗出，最前方的少女穿着80年代特有的的确良衬衫——是林小棠。她嘴唇翕动着，而地下室的温度骤降至冰点。
铁门在背后重重关闭。
后记
次日清晨，保洁员在外语楼前发现昏迷的我。诊断书上写着“过度疲劳引发的幻觉症状”，唯有袖口那枚螺旋纹指纹无法解释。2001年旧楼拆除时，工人在夯土层下掘出九十八具骨骸，颅骨皆呈螺旋状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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