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12月上旬起，南京陷落后发生的大屠杀已在上海不断掀起暗流。起初只有少数难民带来零碎的口述，令人不寒而栗；
现如今，随着更多“遗尸遍野、江面浮满死者”的传言流传，民众对日军的仇恨和恐惧达到新高度。
可日军一面严控媒体，一面在国际场合继续声称“军纪良好、已经平定”，官方话术中，南京似被彻底隔绝。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当地实施了严厉的军管：
城门与道路由宪兵与陆军严格把守，外来人与物资必须经过严审；
电报与邮政皆受审查，任何想带出“屠杀证据”或照片者，都面临生死风险；
留在南京的部分外国人（如某些使馆、教会人员）也在自身安全压力下谨慎行事，他们或许有记录，却难以大规模向外公布。
这使得南京近乎“一座沉默之城”。对外信息全由日方发出，动辄宣称“全城安定”、“并不存在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舆论洗白到极端无耻的程度。
在上海，日军也有类似封口手段：查禁报纸、抓捕“散播谣言”者。
魏若来与苏漫漫眼见越来越多的惨痛故事被堵在舆论门外，心中又怒又恨:
明明有无数难民在哭诉亲眼所见，但官方说辞却一口咬定“不存在大屠杀”、“部队只是正常进驻”，引发国际社会的一些疑问，却未爆发足以施压日本的声浪。
“如果不想法子把更确凿证据抛出去，让世界看见，就只会让日军继续粉饰太平，掩埋他们鲨害中国人的真相。”
“所以？我们怎么潜入南京？”苏漫漫关心的是战术操作层面的问题，战略的事儿让魏若来来确定。
“目前看来，当务之急是，若能弄到更多照片或外籍人士写的报告，就能震慑那些喊‘这是谣言’的家伙。”魏若来低声说。
的确如此，虽然他尽了全力探索联络南京的渠道，但是谈何容易？
南京城若已成锁城屠场，外人根本没可能进入，即便侥幸进入，还要全身而退，简直是做梦。
“怎么获取？南京封锁极严……”苏漫漫蹙眉不语。
魏若来缓缓道：“也许可以尝试偷偷潜入南京外围，通过某些教会或留守使馆人员搜集资料。”
她骇然：“太危险了！日军在那里杀人如麻，你一旦暴露……”
他的表情：“是啊，很可能有去无回。可若无人做，就没人能戳破他们洗白的谎言。
连英子的生化实验罪证，也许能在那边找到更多线索。”
苏漫漫紧咬住嘴唇，为难地说道：“可我们不是还要逃离上海？时限不多。”
魏若来思索道：“可以分头进行。或许能找到与南京安全区外国人联络的方式，把资料带回上海再转给国际媒体……”
但是，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外国义士呢？
但是，办法总是有的。在租界里有个难民营，这是由“反战同盟会”捐助创办的，得到了宋美龄的支持。
难民营里主要是犹太人，也有不少英美国家的媒体记者、反战人士。
日方对这个难民营恨得牙根痒痒的，但为了维持自身形象，虽然严密监视，但依然没有下手破坏。有事没事，还过来拍照留念，拿来做宣传，给自己脸上贴金。
这期间，一些曾到南京战区当过志愿者的传教士，或是媒体记者，陆续携带日记、照片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逃回了租界。
他们中的一些人，想揭露日军残忍，但特高课紧盯不放，常常半途截获资料，对当事人实施暗鲨、驱逐等行径。
魏若来得到一个绝密消息，有人将一部分相片藏在租界的某个图书馆的地下储藏室里。
据说那些图片和资料非常详尽，能证明南京街头堆满尸体、还有化学实验的痕迹。
可惜，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他也不可能把所有图书馆翻个遍。
图书馆可大可小，传教士说的图书馆，极有可能只是某处教堂的内室而已。
功夫不负有心人，魏若来和苏漫漫通过难民营的线索，辗转找到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史密斯。
此人刚从南京撤出不久，手里有几十张拍摄到的部分屠杀影像和一些疑似“日军实验场”的远景照片和笔记。
魏若来冒着被特高课盯上的风险，在一家教堂暗房与史密斯会面。
史密斯颧骨消瘦，满脸阴郁：“我当时亲眼看见街头那些惨状。可我只是一介布道者，无力阻止。”
当魏若来问他是否能把相片公之于世，史密斯神情颇显痛苦：
“租界内，特高课和巡捕房对我们的监控很严，集中隔离，不许乱说话，幸好提前藏起了那些资料……不然早就被没收了。你有办法公开吗？”
魏若来心头一喜，忙答：“若您肯给我，我可寻外媒密友发送至香港乃至欧美。只要能避开日本宪兵审查，这些证据或许能让世界看清真相！”
史密斯黯然：“若真能做到，拜托你了。我不想这些死者冤魂被掩埋在谎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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