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史馆，虽然是个清水衙门，但苏轼却可以遍览皇家珍藏的历代法帖，像当时官本十卷的《淳化阁帖》，都是常人平生都难得一见的珍品。
苏轼认为，辨别书法真伪的难度正像中医把脉一样，知道它的好坏是不难做到的，但非要凭自己的主观完全肯定书者是谁，那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有些唐人的临摹本，只要品质精良，也是值得收藏的。甚至在皇家珍藏的多卷王羲之父子的墨迹中，也有大量的伪作，有些仅从文辞上就能看出漏洞的仿品。只有《鹅群》一帖，苏轼倒是能判断大概率是王献之的真迹。
因此，在直史馆这段时间，苏轼从这些法帖上提高了眼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为自己日后的书法水平以及鉴赏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苏轼从少年时代就极为崇拜的偶像范仲淹，在苏轼首次进京考进士时，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因此未曾谋过面，但这并不妨碍苏轼与范公后人的交往。
范文正公有四子，分别叫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苏轼最先在许州（今河南许昌）认识了范家老二范纯仁（字尧夫），就在这段时间，又认识了老三范纯礼（字彝叟）。而老四范纯粹（字德孺）则是后来苏轼在徐州任上的同事，出于对范仲淹的崇敬之情，苏轼与范公的后人都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
四月二十五，噩耗传出——苏轼的父亲苏老泉病逝，时年才五十八岁。
就在苏老泉病重期间，欧阳修连致三封书信问候，还给苏洵推荐了当朝的名医单骧。欧阳大人说前朝名医孙兆的方药较为寒凉，且古方难为今用，只有单骧的药方比较有效，一定要照方抓药，只求抽丝剥茧，不可追求速功。
这位叫单骧的郎中，我们上一章提到过。单骧本为蜀地人，考进士屡考不中，却歪打正着地以医术闻名于世。
单骧的医术虽然也出于《难经》和《素问》，但又能在用药方面别出新意，出奇制胜。先朝仁宗皇帝有病，曾下诏让单骧诊治，不料仁宗的病情后来却日渐加重，于是朝廷判定单骧等人死罪。但皇太后仁爱圣明，明察出不是单骧的罪过，于是把单骧的死罪给免除了。可见，单骧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
临终前，老泉命跪在自己病床前的苏轼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对《易传》的注释，苏轼涕泪交加地郑重答应了父亲的遗命（泣受命）。
不知怎的，苏轼这时候突然会想起来父亲生前曾讲过的一个段子：
说是有一个书生，正坐在屋檐下读书。忽然有大黄蜂触到蜘蛛网上，蜘蛛与大黄蜂拼死相搏，大战无数回合后，一同坠地。待书生起身看时，两虫虿已化成了小石子。
书生也没多想，就收入到袖袋里继续读书。一日，书生从集市上路过，很奇怪，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云开雾散，一片晴明。几位蛮人看见书生，赶紧满脸惊愕地上前作揖，说很希望看一眼先生的神珠。
书生就很不经意地将袖中的小石子取出让蛮人们看，谁知这群蛮人看后，惊喜地说，此乃“破雾珠”。商人出高价从书生手中买下了此珠，说眼下正是雾季，我们要出海做生意，航船常被浓雾包围，有了这两颗珠子，浓雾自然就会消散，行船便可得平安。
清代一个叫陈元龙的，写了一本名为《格致镜原》的书中，也收录有此类的玄异段子。这说明古来的文人相类，对于此种“博物之学”的探求本原都一脉相承，不管到了哪个朝代，文人群体也始终改不了他们的这种考据癖好。
父亲停柩京师，趁温国公司马光前来吊丧之时，苏轼兄弟乘机跪求司马光老先生，求他为其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宰相作铭，这将是家族里无上的荣耀之举）。
初时，老先生不敢应承，说以夫人之德，不是一般人能知晓其事迹的。苏轼兄弟见状，连忙取出事先写好的先母事状呈上，司马光才欣然接受（老先生深谙谦让之道）。
六月初九，应苏轼兄弟之请求，朝廷下诏赐苏洵“光禄寺丞”之荣耀。
宋代的光禄寺丞是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级别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丞则相当于司级上下了。不管如何，给死者颁发一个再怎么高级的官职，皇家也不需出一分一毫的俸禄，所以朝廷也是乐得做这些个顺水人情的。
可在老百姓眼里，这项荣誉足可以光宗耀祖、流芳百世的。
据一本叫《英宗实录》的小册子记载：“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赠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这样的记述较为严谨与符合事实。
这与欧阳修为苏洵所作的墓志中“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有不小的出入。也许欧阳修是以一位文人的手笔述之，而《英宗实录》却是用史家的手笔而已，需要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本《英宗实录》小册子的作者就叫王安石，字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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